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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有多远》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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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白大省经常问我,要是你和一个男人结婚,你是选择一个你们俩彼此相爱的呢,还是选择一个他爱你比你爱他更厉害的呢,还是选择一个你爱他比他爱你更厉害的呢?——当然,你肯定选择彼此相爱,你和王永就是彼此相爱。白大省替我回答。我问她会选什么样的,她说,也许我得选择我爱他比他爱我更……更……她没再往下说。但我从此知道,事情一开始她给自己制定的就是低标准,一个忘我的、为他人付出的、让人有点心酸的低标准。她仿佛早就有一种预感,这世上的男人对她的爱意永远也赶不上她对他们的痴情。问题是我还想接着残忍地问下去问我自己,这世上的男人又有谁对白大省有过真的爱意呢?郭宏和白大省交朋友是想确定了恋爱关系毕业后他就能留在北京。我早就看出了这一层,我提醒她说郭宏在北京可没家,她说我们结了婚他不就有家了么。
  也许郭宏本是要与白大省结婚的,他们已经在一块儿过起了日子。白大省把伺候郭宏当成最大的乐事,她给他买烟,给他洗袜子,给他做饭,招一大帮同学在驸马胡同给他开生日Party,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的恋爱是认真的,是往结婚的路上走的那种。郭宏家的人来北京她是全陪,管吃管住还管掏钱买东西。她开始厚着脸皮跟家里多要钱,有一次为了给郭宏的小侄子买一只“沙皮狗”,她居然背着姨父和姨妈卖了家里一台旧电扇。真是何苦呢。可是忽然间,就在临近毕业时,郭宏又结识了学校一个日本女留学生,打那儿以后郭宏就不到驸马胡同来了。他是想随了那日本学生到日本去的,郭宏一好友曾经透露。这是一个打定了主意要吃女人饭的男人,当他能够去日本的时候,为什么还要留在北京呢。用不着留在北京,他就不必和白大省结婚。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白大省向我哭诉这一切时的样子,她膀眉肿眼,奓着头发,盘腿坐在她的大床上,咬着牙根(我刚发现白大省居然也会咬牙根)说我真想报复郭宏啊我真想报复他,让他留不成北京,让他回他们东北老家去!接着她便计划出一大串报复他的方式,照我看都是些幼稚可笑没有力量的把戏。说到激动之处她便打起嗝儿来,凄切而又嘹亮,像是历经了大的沧桑。可是,当我鼓动她无论如何也要出这口恶气时,她却不说话了。她把自己重重地往床上一砸,扯过一条被子,便是一场蒙头大睡。我看着眼前的这座“棉花山”,想着在有些时候,棉被的确是阻隔灾难的一件好东西,它能抵挡你的寒冷,模糊你的仇恨,缓解你的不安,掩盖你的哀伤。白大省在棉被的覆盖下昏睡了一天,当她醒来之后就再也不提报复郭宏的事了。遇我追问,她就说,唉,我要是有西单小六那两下子就好了,可我不是西单小六啊,问题是——我要真是西单小六也就不会有眼前这些事儿了。郭宏敢对西单小六这样么?他敢!这话说的,好像郭宏敢对她白大省这样反倒是应当应分的。
  白大省就在失去郭宏的悲痛之中迎来了她的毕业分配,在凯伦饭店,她开始了人生的又一番风景。她工作积极,待人热诚,除了在西餐厅锻炼时(去餐厅锻炼是每个员工进店之后的必修课)长了两公斤肉,别处变化不大。她还是像个学生,没有沾染大酒店假礼貌下的尖刻和冷漠之气。偶尔受了同事的挤对,她要么听不出来,要么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她赢了个好人缘,连更衣室的值班大妈都夸她:别看咱们饭店净漂亮妞儿,我还就瞧着白大省顺眼。多咱见了我们都打招呼,大妈长大妈短,叫得人心里热乎乎的。不怕您笑话呀,现如今我儿媳妇叫我一声妈都费老劲了,哎,我说白大省,今儿个你干吗往衬衫领子下头围一块小绸巾呀,绸巾不是该往脖子上系的吗……更衣室大妈不拿白大省当外人,逮着她就跟她穷聊。
  过了些时候,白大省开始了她的又一次恋爱。这一回,对方名叫关朋羽,凯伦饭店客房部的,比白大省小一岁,个子和白大省差不多。他俩是在饭店圣诞晚会的排练时熟起来的,关朋羽演唱美声的《长江之歌》,白大省的节目是民歌《回娘家》。这首《回娘家》白大省大学时就唱熟了。她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憷台,这跟在学生会做过宣传部长有关。只是在排练过程中她总是出一些小麻烦,比如当唱到“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怀里还抱着一个胖娃娃”时,她理应先伸左手再伸右手,她却总是先伸右手后伸左手。麻烦虽不大,但让人看着别扭。那时坐在台下的关朋羽就悄悄地冲她打手势,提醒她“先左,先左”。白大省看见了关朋羽的手势,也听见了他的提醒,他的小动作使她心中涌起一种莫可名状的感动,也就像有了靠山有了仗势一样地踏实下来,她遵照关朋羽的指示伸对了手——“先左”。到了后来,再遇排练,还没唱到“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时她就预先把眼光转向了台下的关朋羽,有点像暗示,又有点像撒娇。她暗示关朋羽别忘了对她的暗示:我可快要出错儿了呀,你可别忘了提醒我呀。到了伸手的关键时刻,她其实已经可以顺利地“先左”了,可她却还假装着犹豫,假装着不知道她的手该怎么伸。台下的关朋羽果真就急了,他腾地向她伸出了左手。白大省就喜欢看关朋羽着急的样子,那不是为别人着急,那是专为她白大省一人的着急。白大省乐不可支,她的“调情”技巧到此可说是达到了一个小高xdx潮——也仅此而已,她再无别的花招。
  关朋羽和郭宏不同,他是一种天生喜欢居家过日子的男人,注意女性时装,会织毛衣,能弹几下子钢琴,还会铺床。第一次随白大省到驸马胡同,他就向她施展了来自客房部的专业铺床和“开床”技术。他似乎从未厌烦过他平凡的本职工作,甚至还由此养成了一种职业性的嗜好:看见床就想铺它、“开”它。他吩咐白大省拿给他一套床单被单,他站在床脚双手攥住床单两角,哗啦啦地抖开,清洁的床单波浪一般在他果断的手势下起伏涌动,瞬时间就安静下来端正地舒展在床垫上。然后他替白大省把枕头拍松,请她在床边坐下,让她体味他的技术和劳动。他们——关朋羽和白大省,此刻就和床在一起,却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能和这床发生点什么事情,叫人觉得铺床的人总是远离床的,就像盖房的人终归是远离房。白大省只从关朋羽脸上看到了一种劳动过后的天真和清静,没有欲望,也没有性。
  他们还是来往了起来。饭店淘汰下一批家具,以十分便宜的价格卖给员工,三件套的织锦缎面沙发才一百二十块钱。白大省买了不少东西,从沙发、地毯、微波炉,到落地灯、小酒柜、写字台,关朋羽就帮她重新设计和布置房问。白大省想到关朋羽喜欢弹琴,还咬咬牙花五百块钱买了饭店一架旧钢琴(外带琴凳)。白大省向父母要钱或者偷着卖者电扇的时代过去了,她远不是富人,可她觉得自己也不算缺钱花。她在新布置好的房间里给关朋羽过了一次生日,这回她多了个心眼儿,不像给郭宏过生日那回请一堆人。这回她谁也没请,就她和关朋羽两个人。她从饭店西餐厅订了一个特大号的“黑森林”蛋糕,又买了一瓶价格适中的“长城干红”。那天晚上,他们吃蛋糕,喝酒,关朋羽还弹了一会儿琴。关朋羽弹琴的时候白大省就站在他身边看他的侧面。她离他很近,他的一只耳朵差不多快要蹭到她胸前的衣襟。他的耳朵红红的,像兔子。白大省后来告诉我,当时她很想冲那耳朵咬一口。关朋羽一直在弹琴,可是越弹越不知自己在弹什么。身边的一团热气阻塞了他的思维,他不知道是一直看着琴键,还是应该冲那团热气扭一下头,后来他还是冲白大省扭了一下头。当他扭头的时候,不知怎么的,他的头连同他那只红红的耳朵就轻倚在白大省的怀里了。这是一个让白大省没有防备的姿势,也许她是想双手搂住怀中这个脑袋的,可是她膝盖一软,却让自己的身子向下滑去,她跪在了地上。她的跪在地上的躯体和坐在琴凳上的关朋羽相比显得有点肉大身沉,尽管这样看上去她已经比他显得低矮。她冲他仰起头,一副要承接的样子。他也就冲她俯下身子,亲了亲她的嘴,又不着边际地在她身上抚摸了一阵。她双手勾住了他的不算粗壮的脖子,她是希望一切继续的,他应该把她抱起来或者压下去。可是他显然有点胆怯,他似乎没有抱起她的力气,也没有压住她的分量。很可能他已经后悔刚才他那致命的一扭头了。他好像是再也没事干了才决定要那么一扭头的,又仿佛正是这一扭头才让他明白眼前的白大省其实是如此巨大,巨大得叫他摆布不了。或者他也为自己的身高感到自卑,为自己的学历感到自卑?白大省是大本文凭,他念的是旅游中专。也许这些原因都不是,关朋羽,他始终就没有确定自己是不是爱上了白大省。他终于从白大省的胳膊圈儿里钻了出来。他坐回到桌旁,白大省也坐回到桌旁,两个人看上去都很累。
  忽然白大省说,要是咱们俩过日子,换煤气罐这类的事肯定是我的。
  关朋羽就说,要是咱们俩过日子,换灯泡这类的事肯定是我的。
  白大省说,要是咱们俩过日子,我什么都不让你干。
  关朋羽就说,你真善良,我早看出来了。
  他说的是真话,他明白并不是每个男人都能碰见这份善良的。就为了他早就发现的白大省这份赤裸裸的善良,他又亲了她一次。然后他们平静、愉快地告了别。
  他们还没有谈到结婚,不过两人都是心照不宣的样子。销售部的同事问起白大省,她只是笑而不答。白大省到底积累了点经验,她忍耐住了她自以为的幸福。要是我们的另一位表妹小玢不来北京,我判断关朋羽会和白大省结婚的。可是小玢来了。
  小玢是我们舅舅的女儿,家住太原。一连三年没考上大学,便打定主意到北京来闯天下。她的理想是当一名时装设计师,为此她选择了北京一家没有文凭、不管食宿、也不负责分配的服装学校。她花钱上了这学校,并来到驸马胡同要求和白大省同住。她理直气壮,不由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