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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随笔》中卷 第十章 论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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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毫不怀疑自己经常谈到的一些问题,由专家来谈会谈得更好、更实在。本文纯然是我凭天性而不是凭学问而写成的,谁觉得这是信口雌黄,我也不会在意;我的论点不是写给别人看的,而是写给自己看的;而我也不见得对自己的论点感到满意。谁要在此得到什么学问,那就要看鱼会不会上钩。做学问不是我的擅长。本文内都是我的奇谈怪论,我并不企图让人凭这些来认识事物,而是认识我:这些事物或许有一天会让我真正认识,也可能我以前认识过,但是当命运使我有幸接触它们的真面目时,我已记不得了。

我这人博览群书,但是阅后即忘。

所以我什么都不能保证,除了说明在此时此刻我有些什么认识。不要期望从我谈的事物中,而要从我谈事物的方式中去得到些东西。

比如说,看我的引证是否选用得当,是否说明我的意图。因为,有时由于拙于辞令,有时由于思路不清,我无法适当表达意思时就援引了其他人的话。我对引证不以数计,而以质胜。如果我以数计的话,我的引证还会多出两倍。这些引证除了极少数以外都出自古代名家,不用我介绍也当为大家所熟识。鉴于要把这些说理和新观念用于自己的文章内,跟我的说理和观念交织一起,我偶尔有意隐去被引用作者的名字,目的是要那些动辄训人的批评家不要太鲁莽,他们见到文章就攻击,特别是那些还在世的年轻作家的文章,他们像个庸人招来众人的非议,也同样像个庸人要去驳倒别人的观念和想法。我要他们错把普鲁塔克当作我来嘲笑,骂我骂到了塞涅卡身上而丢人现眼。我要把自己的弱点隐藏在这些大人物身上。

我喜欢有人知道如何在我的身上拔毛,我的意思是他会用清晰的判断力去辨别文章的力量和美。因为我缺乏记忆力,无法弄清每句话的出处而加以归类,然而我知道我的能力有限,十分清楚我的土地上开不出我发现播种在那里的绚丽花朵,自己果园的果子也永远比不上那里的甜美。

如果我词不达意,如果我的文章虚妄矫饰,我自己没能感到或者经人指出后仍没能感到,我对这些是负有责任的。因为有些错误往往逃过我们的眼睛,但是在别人向我们指出错误后仍不能正视,这就是判断上的弊病了。学问和真理可以不与判断力一起并存在我们身上,判断力也可以不与学问和真理并存在我们身上。甚至可以说,承认自己无知,我认为是说明自己具有判断力的最磊落、最可靠的明证之一。

我安排自己的论点也是随心所欲没有章法的。随着联翩浮想堆砌而成;这些想法有时蜂拥而来,有时循序渐进。我愿意走正常自然的步伐,尽管有点凌乱。当时如何心情也就如何去写。所以这些情况是不容忽视的,不然在谈论时就会信口开河和不着边际。

我当然愿意对事物有一番全面的了解,但是我付不起这样昂贵的代价。我的目的是悠闲地而不是辛劳地度过余生。没有一样东西我愿意为它呕心沥血,即使做学问也不愿意,不论做学问是一桩多么光荣的事。我在书籍中寻找的也是一个岁月优游的乐趣。若搞研究,寻找的也只是如何认识自己,如何享受人生,如何从容离世的学问:

这是我这匹淌汗的马应该朝之奔跑的目标[1]。

——普罗普蒂厄斯

阅读时遇到什么困难,我也不为它们绞尽脑汁;经过一次或两次的思考,得不到解答也就不了了之。

如果我不罢休,我会浪费精力和时间,因为我是个冲动型的人物,一思不得其解,再思反而更加糊涂。我不是高高兴兴地就做不成事情,苦心孤诣、孜孜以求反而使我的判断不清半途而废。我的视觉模糊了,迷茫了。我必须收回视线再度对准焦点,犹如观察红布的颜色,目光必须先放在红布上面,上下左右转动,眼睛眨上好几次才能看准。

如果这本书看烦了,我丢下换上另一本,只是在无所事事而开始感到无聊的时候再来阅读。我很少阅读现代人的作品,因为我觉得古代人的作品更丰富更严峻;我也不阅读希腊人的作品,因为我对希腊文一知半解,理解不深,无从运用我的判断力。

在那些纯属是消闲的书籍中,我觉得现代人薄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作品,以及让·塞贡的《吻》(若可把他们归在这类的话),可以令人玩味不已。至于《阿玛迪斯·德高勒》和此类著作,我就是在童年也引不起兴趣。我还要不揣冒昧地说,我这颗老朽沉重的心,不但不会为亚里士多德也不会为善良的奥维德颤抖,奥维德的流畅笔法和诡谲故事从前使我入迷,如今很难叫我留恋。

我对一切事物,包括超过我的理解和不属于我涉猎范围的事物自由地表达我的意思。当我有所表示,并不是指事物本身如何,而是指本人见解如何。当我对柏拉图的《阿克西奥切斯》一书感到讨厌,认为对这样一位作家来说是一部苍白无力的作品,我也不认为我的见解必然正确,从前的人对这部作品推崇备至,我也不会蠢得去冒犯古代圣贤的评论,不如随声附和才会心安理得。我只得责怪自己的看法,否定自己的看法,只是停留在表面没法窥其奥秘,或是没有从正确角度去看待。只要不是颠三倒四、语无伦次也就不计其他了;看清了自己的弱点也直认不讳。对观念以及观念表现的现象,想到了就给予恰如其分的阐述,但是这些现象是不明显的和不完整的。伊索的大部分寓言包含几层意义和几种理解。认为寓言包含一种隐喻的人,总是选择最符合寓言的一面来进行解释;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只是寓言的最肤浅的表面;还有其他更生动、更主要和更内在的部分,他们不知道深入挖掘;而我做的正是这个工作。

但是沿着我的思路往下说吧;我一直觉得在诗歌方面,维吉尔、柳克里希厄斯、克塔勒斯和贺拉斯远远在众人之上;尤其维吉尔的《乔琪克》,我认为是完美无缺的诗歌作品,把《乔琪克》和《埃涅阿斯》比较很容易看出,维吉尔若有时间,可以对《埃涅阿斯》某些章节进行精心梳理。《埃涅阿斯》的第五卷我认为写得最成功。柳肯的著作也常使我爱不释手,不在于他的文笔,而在于他本身价值和评论中肯。至于好手泰伦斯——他的拉丁语写得妩媚典雅——我觉得最宜于表现心灵活动和我们的风俗人情,看到我们日常的行为,时时叫我回想起他。他的书我久读不厌,也每次发现新的典雅和美。

稍后于维吉尔时代的人,抱怨说不能把维吉尔和柳克里希厄斯相提并论。我同意这样的比较是不恰当的;但是当我读到柳克里希厄斯最美的篇章时,不由也产生这样的想法。如果他们对这样的比较表示生气,那么现在有的人把他和亚里士多德作不伦不类的比较,更不知对这些人的愚蠢看法说些什么呢?亚里士多德本人又会说什么呢?

哦!这个没有判断力、没有情趣的时代[2]。

——克塔勒斯

我认为把普劳图斯跟泰伦斯(他很有贵族气)比较,比把柳克里希厄斯跟维吉尔比较,更叫古人感到不平。罗马雄辩术之父西塞罗常把泰伦斯挂在嘴上,说他当今独步,而罗马诗人的第一法官贺拉斯对他的朋友大加赞扬,这些促成泰伦斯声名远播,受人重视。

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写喜剧的人(意大利人在这方面得心应手),抄袭泰伦斯或普劳图斯剧本的三四段话就自成一个本子,经常叫我惊讶不已。他们把薄伽丘的五六个故事堆砌在一部剧本内。他们把那么多的情节组在一起,说明对自己的本子的本身价值没有信心;他们必须依靠情节来支撑。他们自己搜索枯肠,已找不出东西使我们看得入迷,至少要使我们看得有趣。这跟我说的作者泰伦斯大异其趣。他的写法完美无缺,使我们不计较其内容是什么,我们自始自终被他优美动人的语言吸引;他又自始自终说得那么动听。

清澈见底如一条纯洁的大河[3]。

——贺拉斯

我们整个心灵被语言的美陶醉,竟至忘了故事的美。

沿了这条思路我想得更远了:我看到古代杰出诗人毫不矫揉造作,不但没有西班牙人和皮特拉尔克信徒的那种夸大其词,也没有以后几世纪诗歌中篇篇都有的绵里藏针的刻薄话。好的评论家没有一位在这方面对古人有任何指摘。对克塔勒斯的清真自然、隽永明丽的短诗无比欣赏,远远超过马尔希埃每首诗后的辛辣词句。出于我在上面说的同样理由,马尔希埃也这样说到自己:“他不用花许多工夫;故事代替了才情[4]。”前一类人不动声色,也不故作姿态,写出令人感动的作品,他们信手拈来都是笑料,不必要勉强自己挠痒痒。后一类人则需要添枝加叶,他们愈少才情,愈需要情节。他们骑在马上;因为他们的两腿不够有力。就像在我们的舞会上,舞艺差的教师,他们表达不出贵族的气派和典雅,就用危险的跳跃,像船夫摇摇晃晃的怪动作来引人注目。对于妇女来说也是这样,有的舞蹈身子乱颤乱动,而有的典雅性舞蹈只是轻步慢移,自然舒展,保持日常本色,前者的体态要求比后者容易得多。我也看过出色的演员穿了日常服装,保持平时姿态,全凭才能使我们得到完全的艺术享受;而那些没有达到高超修养的新手,必须脸孔抹上厚厚的粉墨,穿了奇装异服,摇头晃脑扮鬼脸,才能引人发笑。

我的这些看法在其他方面,在《埃涅阿斯》和《愤怒的罗兰》的比较中,更可以得到证实。《埃涅阿斯》展翅翱翔,稳实从容,直向一个目标飞去。而《愤怒的罗兰》内容复杂,从一件事说到另一件事,像小鸟在枝头上飞飞停停,它的翅膀只能承受短途的飞行,一段路后就要歇息,只怕乏力喘不过气来。

它只敢飞飞停停[5]。

——维吉尔

在这类题材中,以上那些作家是我喜欢的作家。

还有另一类题材,内容有趣还有益。我在阅读中可以陶冶性情;使我获益最多的是普鲁塔克(自从他被介绍到法国以后)和塞

涅卡的作品。他们两人皆有这个共同特点,很合我的脾性,我在他们书中追求的知识都是分成小段议论,就像普鲁塔克的《短文集》和塞涅卡的《道德书简》,不需要花长时间阅读(花长时间我是做不到的)。《道德书简》是塞涅卡写得最好的篇章,也是最有益的。不需要正襟危坐阅读,也随时可以放下,因为每篇之间并不连贯。这些作家在处世哲学上大部分是一致的;他们的命运也相似,出生在同一个世纪,两人都做过罗马皇帝的师傅,都出生国外和有钱有势。他们的学说是哲学的精华,写得简单明白。普鲁塔克前后一致,平稳沉着。塞涅卡心情大起大落,兴趣广泛。塞涅卡不苟言笑,提高道德去克服懦弱、畏惧心理和不良欲望;普鲁塔克好像并不把这些缺点看得那么在意,不愿郑重其事地加以防范。普鲁塔克追随柏拉图的学说,温和,适合社会生活;塞涅卡采用斯多葛和伊壁鸠鲁的观点,不切合生活实际,但是依我的看法,更适合个人修养,也更严峻。塞涅卡好像更屈从于他这个时代的那些皇帝的暴政,因为我敢肯定他谴责谋杀凯撒的壮士的事业,是在压力下做的;普鲁塔克一身无拘束。塞涅卡的文章冷嘲热讽,辛辣无比;普鲁塔克的文章言之有物。塞涅卡叫你读了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普鲁塔克使你心旷神怡,必有所得。前者给你开路,后者给你指引。

至于西塞罗对我的目标有帮助的,是那些以伦理哲学为主的作品。但是,恕我直言(既然已经越过礼仪界限,也就不必顾忌了),他的写作方法令我厌烦,千篇一律。因为序跋、定义、分类、词源占据了他的大部分作品。生动的精华部分都淹没在冗词滥调中。若花一个小时阅读——这对我已很长——再回想从中得到什么切实有益的东西,大部分时间是一片空白。因为他还没有触及对我有用的论点,解答使我关心的问题。我只要求做人明智,而不是博学雄辩,这些逻辑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药方对我毫无用处,我要求作者一开始先谈结论,我已经听够了死亡和肉欲,不需要他们条分缕析,津津乐道。我需要他们提供坚实有力的理由,指导我事情发生时如何正视和应付。解决问题的不是微妙的语法,四平八稳的修辞文采;我要求他们的文章开门见山,而西塞罗的文章拐弯抹角,令人生厌。这类文章适宜教学、诉讼和说教,那时我们有时间打瞌睡,一刻钟以后还可以接上话头。对于不论有理无理你要争取说服的法官,对于必须说透才能明白道理的孩子和凡夫俗子,才需要这样说话。我不要人家拚命引起我的注意,像我们的传令官似的五十次对着我喊:嗨,听着!罗马人在祭礼中喊:“注意啦!”而我们喊“鼓起勇气”,对我来说这是废话。我既来了则早有准备,就不需要引动食欲或添油加醋:生肉我也可以吞下去;这些虚文浮礼的作用适得其反,不但提不起反而败坏了我的胃口。

我认为柏拉图的《对话录》拖沓冗长,反使内容不显;柏拉图这样一个人,有许多更有益的话可以说,却花时间去写那些无谓的、不着边际的长篇大论,叫我感到遗憾。我这样大胆亵渎不知是否会得到时尚的宽恕?我对他的美文无法欣赏,原因也在于我的无知。

我一般要求的是用学问作为内容的书籍,不是用学问作为点缀的书籍。

我最爱读的两部书,还有大普林尼和类似的著作,都是没有什么“注意啦”的。这些书是写给心中有数的人看的,或者,就是有“注意啦”,也是言之有物,可以独立成篇。

我也喜读西塞罗的《给阿提库斯的信札》,这部书不但包括他那个时代的丰富史实,还更多地记述他的个人脾性。因为,如我在其他地方说过,我对作家的灵魂和天真的判断,历来十分好奇。通过他们传世的著作,他们在人间舞台上的表现,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作为,但是不能洞悉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为人。

我不止千百次地遗憾,布鲁图论述美德的那本书已经失传:因为从行动家那里学习理论是很有意思的。但是说教与说教者是两回事,我既喜欢在普鲁塔克写的书里,也喜欢在布鲁图写的书里去看布鲁图。我要知道布鲁图在阵前对士兵的讲话,然而更愿详细知道他大战前在营帐里跟知心朋友的对白,我要知道他在论坛和议院里的发言,更愿知道他在书房和卧室里的谈话。

至于西塞罗,我同意大家的看法,除了他学问渊博外,他的灵魂并不高尚。他是个好公民,天性随和,像他那么一个爱开玩笑的胖子,大凡都是这样。但是说实在的,他这个人贪图享受,野心虚荣;他敢于把他的诗公之于众,这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写诗拙劣算不得是一个大缺陷,但是他居然如此缺乏判断力,毫不觉察这些劣诗对他的英名有多大的损害。

至于他的辩才,那是举世无双的;我相信今后也没有人可以跟他匹敌。小西塞罗只有名字和父亲相像。他当亚细亚总司令时,一天他看到他的桌上有好几个陌生人,其中有塞斯蒂厄斯,坐在下席,那时大户人家设宴,常有人潜入坐上那个位子,小西塞罗问他的仆人这人是谁,仆人把名字告诉了他。但是小西塞罗像个心不在焉的人,忘了人家回答他的话,后来又问了两三回;那名仆人,把同样的话说上好几遍感到烦了,特别提到一件事让他好好记住那个人,他说:“他就是人家跟您说过的塞斯蒂厄斯,他认为令尊的辩才跟他相比算不了什么”。小西塞罗听了勃然大怒,下令把可怜的塞斯蒂厄斯逮住,当众痛殴了一顿,真是一个不懂礼节的主人。

就是那些认为他的辩才盖世无双的人中间,也有人不忘指出他的演说辞中的错误;像他的朋友伟大的布鲁图说的,这是“关节上有病的”辩才。跟他同一世纪的演说家也指出,他令人费解地在每个段落末了使用长句子,还不厌其烦地频频使用这些字:“好像是”。

我喜欢句子节拍稍快,长短交替,抑扬有致。他偶尔也把音节重新随意组合,但是不多。我身边响起这个句子:“对我来说,我宁愿老了不久留而不愿未老先衰[6]。”

历史学家的作品我读来更加顺心;他们叙述有趣,深思熟虑,一般来说,我要了解的人物,在历史书中比在其他地方表现得更生动、更完整,他们的性格思想粗勒细勾,各具形状;面对威胁和意外时,内心活动复杂多变。研究事件的缘由更重于研究事件的发展,着意内心更多于着意外因的传记历史学家,最符合我的兴趣,这说明为什么普鲁塔克从各方面来说是我心目中的历史学家。

我很遗憾我们没有十来个戴奥吉尼兹·莱蒂厄斯这类人物,或者他这类人物没有被更多的人接受和了解。因为我对这些人世贤哲的命运和生活感兴趣,不亚于对他们形形色色的学说和思想。

研究这类历史时,应该不加区别地翻阅各种作品,古代的,现代的,文字拙劣的,语言纯正的,都要读,从中获得作者从各种角度对待的史实。但是我觉得尤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是凯撒,不但从历史科学来说,就是从他这个人物来说,也是一个完美的典型,超出其他人之上,包括萨卢斯特在内。

当然,我阅读凯撒时,比阅读一般人的著作怀着更多的敬意和钦慕,有时对他的行动和彪炳千古的奇迹,有时对他纯洁优美、无与伦比的文笔肃然起敬。如西塞罗说的,不但其他所有历史学家,可能还包括西塞罗本人,也难出其右。凯撒谈到他的敌人时所作的评论诚恳之极;若有什么可以批评的话,那是他除了对自己的罪恶事业和见不得人的野心文过饰非以外,就是对自己本身也讳莫如深。因为,他若只做了我们在他的书上读到的那点事情,他就不可能完成那么多的重大事件。我喜欢的历史学家,要不是非常纯朴,就是非常杰出。纯朴的历史学家决不会掺入自己的观点,只会细心把搜集的资料罗列汇总,既不选择,也不剔除,实心实意一切照收,全凭我们对事物的真相作全面的判断。这样的历史学家有善良的让·弗尔瓦萨尔,他写史时态度诚恳纯真,哪一条史料失实,只要有人指出,他毫不在乎承认和更正。他甚至把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语、道听途说也照录不误。这是赤裸裸、不成型的历史材料,每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领会各取所需。

杰出的历史学家有能力选择值得知道的事,从两份史料中辨别哪一份更为真实,从亲王所处的地位和他们的脾性,对他们的意图作出结论,并让他们说出适当的话。他们完全有理由要我们接受他们的看法,但是这只是极少数历史学家才享有的权威。在这两类历史学家之间还有人(那样的人占多数)只会给我们误事;他们什么都要给我们包办代替,他们擅自订立评论的原则,从而要历史去迁就自己的想象;因为自从评论向一边倾斜,后人叙述这段历史事实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他们企图选择应该知道的事物,经常隐瞒更说明问题的某句话、某件私事;把自己不理解的事作为怪事删除,把自己无法用流畅的拉丁语或法语表达的东西也尽可能抹掉。他们尽可以大胆施展自己的雄辩和文才,他们尽可以妄下断言,但是他们也要给我们留下一些未经删节和窜改的东西,容许我们在他们之后加以评论;也就是说他们要原封不动地保留历史事实。

尤其在这几个世纪,经常是一些平庸之辈,仅仅是会舞文弄墨而被选中编写历史,仿佛我们从历史中要学的是写文章!他们也有道理,既然他们是为这件事而被雇用的,出卖的是他们的嘴皮子,主要也操心在那个方面了。所以他们在城市的十字路口听来的流言蜚语,用几句漂亮的话就可以串联成一篇美文。

好的历史书都是那些亲身指挥,或者亲身参加指挥,或者亲身参加过类似事件的人编写的。这样的历史书几乎都出自希腊人和罗马人之手。因为许多目击者编写同一个题材(就像现时代不乏有气魄有才华的人),若有失实也不会太严重,或者本来就是一件疑案。

由医生来处理战争或由小学生议论各国亲王的图谋,会叫人学到什么东西呢?

若要了解罗马人对这点如何一丝不苟,只需举出这个例子:阿西尼厄斯·波利奥发现凯撒写的历史中有些地方失实,失实的原因是凯撒不可能对自己军队的各方面都亲自过问,对记下未经核实的报告偏听偏信,或者在他外出时副官代办的事没有向他充分汇报。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了解真相需要慎之又慎,打听一场战斗的实况,既不能单靠指挥将士提供的信息,也不能向士兵询问发生的一切;只有按照法庭的审讯,比较证人提供的证词,要求事件的每个细节都有物证为凭。说实在的,我们对自己的事也有了解不全面的。这点让·博丁讲得很透彻,皆与我不谋而合。

不止一次,我拿起一部书,满以为是我还未曾阅读的新版书,其实我几年以前已经仔细读过,还写满了注释和心得;为了弥补记错和健忘,最近以来又恢复了老习惯,在一部书后面(我指的是我只阅读过一次的书籍)写上阅读完毕的日期和我的一般评论,至少让我回忆得起阅读时对作者的大致想法和印象。我愿在此转述其中一些注释。

下面是我十年前在圭查尔迪尼的一部书内的注释(我读的书不论用什么语言写成的,我总是用自己的语言写注释):他是一位勤奋的历史学家;依我看来,他的著作内提供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性,是其他人不能比拟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自己就是身居前列的参与者。从表面上也看不出,他会由于仇恨、偏心或虚荣而篡改事实,他对一时风云人物,尤其对那些提拔他和重用他的人,如克莱芒特七世教皇,所作的自由评论都是可信的。他好像最愿意显山露水的部分,那是他的借题发挥和评论,其中有精彩的好文章,但是他过分耽迷于此;又因为他不愿留下什么不说,资料又那么丰富,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就变得啰里啰唆,有点像多嘴的学究。我还注意到这一点,他对那么多人和事、对那么多动机和意图的评论,没有一字提到美德、宗教和良心,仿佛在世界上这些是不存在的;对于一切行动,不论外表上如何高尚,他都把原因归之于私利和恶心恶意。他评论了数不清的行动,居然没有一项行动是出于理性的道路,这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不能说普天下人人坏心坏眼,没有一个人可以洁身自好;这叫我怀疑他自己心术不正,也可能是以己之心在度他人之腹。

在菲利普·德·科明的书中,我是这样写的:语言清丽流畅,自然稚拙;叙述朴实,作者的赤诚之心油然可见,谈到自己不尚虚华,谈到别人不偏执不嫉妒。他的演说与劝导充满激情与真诚,绝不自我陶醉,严肃庄重,显出作者是一位出自名门和有阅历的人物。

对杜·贝莱两兄弟撰写的《回忆录》写过这样的话:阅读亲身经历者撰写的所见所闻,总是一件快事。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在这两位贵族身上,缺乏古人如让·德·儒安维尔(圣路易王的侍从)、艾因哈德(查理曼大帝的枢密大臣)、以及近代菲利普·德·科明,撰写同类书籍时表现的坦诚和自由。这不像是一部历史书,而是一篇弗朗索瓦一世反对查理五世皇帝的辩护词。我不愿相信他们对重要事实有什么篡改,但是经常毫无理由地偏护我们,回避对事件的评论,也删除他们的主子生活中的棘手问题。比如忘记提到德·蒙莫朗西和德·布里翁的失宠;对埃斯唐普夫人一字不提。秘事可以掩盖,但是人所共知的事,尤其这些事对公众生活产生这样大的后果,忌口不谈是不可饶恕的缺点。总之,要对弗朗索瓦一世和他的时代发生的事有一个详细的了解,不妨听我的话到其他地方去找。这部书的长处是对这些大人物亲身经历的战役和战功有特殊看法,还记载他们这个时代某些亲王私下的谈话和轶事,朗杰领主纪尧姆·杜·贝莱主持下的交易和谈判,这里面有许多事值得一读,文章也写得不俗。

[1] 原文为拉丁语。

[2] 原文为拉丁语。

[3] 原文为拉丁语。

[4] 原文为拉丁语。

[5] 原文为拉丁语。

[6]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