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我的自传 » 我的自传全文在线阅读

《我的自传》我的自传

关灯直达底部

序言

我想我的一生正是一自学的极好实例。若将我自幼修学,以至在这某些学问上“无师自通”的经过,叙述出来给青年朋友,未始无益。于是着手来写《我的自学小史》。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有受用。反之,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实,就不会受用。

俗语有“学来的曲儿唱不得”一句话,便是说:随着师傅一板一眼地模仿着唱,不中听的。必须将所唱曲调吸收融会在自家生命中,而后自由自在地唱出来,才中听。学问和艺术是一理;知识技能未到融于自家生命而打成一片地步,知非真知,能非真能。真不真,全看是不是自己求得的。一分自求,一分真得;十分自求,十分真得。“自学”这话,并非为少数未得师承的人而说;一切有师傅教导的人,亦都非自学不可。不过比较地说,没有师承者好像“自学”意味更多就是了。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还有我们所熟识的大学教授,虽受过大学专门教育,而以兴趣转移及机缘凑巧,却不在其所学本行上发挥,偏喜任教其他学科者,多有其人;当然亦都是出于自学。即便是大多数始终不离其本学门的学者,亦没有人只守着当初学来那一些,而不是得力于自己进修的。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都是出于自学。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青年于此,不可不勉。此外我愿指出的是,我虽自幼不断地学习以至于今,然却不着重在书册上,而宁在我所处时代环境一切见闻。我还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者,而大抵为了解决生活中亲切实际的问题而求知。因此在我的自学小史上,正映出了五十年来之社会变动、时代问题。倘若以我的自述为中心线索,而写出中国最近五十年变迁,可能是很生动亲切的一部好史料。现在当然不是这样写,但仍然可以让青年朋友得知许多过去事实,而了然于今天他所处社会的一些背景。

一、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距今五十年前,我生于北京。那是清光绪十九年癸巳,西历1893年,亦即甲午中日大战前一年。甲午之战是中国近百年史中最大关节,所有种种剧烈变动皆由此起来。而我的大半生,恰好是从那一次中日大战到这一次中日大战度过的。我家原是桂林城内人。但从祖父离开桂林,父亲和我们一辈便都生长在北京了。母亲亦是生在北方的;而外祖张家则是云南大理人,自从外祖父离开云南后,没有回去过。祖母又是贵州毕节刘家的。在中国说:南方人和北方人不论气质上或习俗上都颇有些不同的。因此,由南方人来看我们,则每当成我们是北方人;而在当地北方人看我们,又以为是来自南方的了。我一家人,兼有南北两种气息,而富于一种中间性。从种族血统上说,我们本是元朝宗室。中间经过明清两代五百余年,不但旁人不晓得我们是蒙古族,即便自家不由谱系上查明亦不晓得了。在几百年和汉族婚姻之后的我们,融合不同的两种血统,似亦具一中间性。从社会阶级成分上说,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从前所谓举人或进士出身而做官的。外祖父亦是进士而做官的。祖母、母亲都读过不少书,能为诗文。这是所谓“书香人家”或“世宦之家”。但曾祖父做外官(对京官而言)卸任,无钱而有债。祖父来还债,债未清而身故。那时我父亲只七八岁,靠祖母开蒙馆教几个小学生度日,真是寒苦之极。父亲稍长到十九岁,便在“义学”中教书,依然寒苦生活,世宦习气于此打落干净;市井琐碎,民间疾苦,倒亲身尝历的;四十岁方入仕途,又总未得意,景况没有舒展过。因此在生活习惯上意识上,并未曾将我们后辈限于某一阶级中。父母生我们兄妹四人。我有一个大哥,两个妹妹。大哥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两妹亦于清朝最末一年毕业于“京师女子初级师范学堂”。我们的教育费,常常是变卖母亲妆奁而支付的。像这样一个多方面荟萃交融的家庭,住居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自无偏僻固陋之患,又遭逢这样一个变动剧烈的时代,见闻既多,是很便于自学的。

二、我的父亲

遂成我之自学的,完全是我父亲。所以必要叙明我父亲之为人和他对我的教育。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做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他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与母亲一样天生的忠厚;只他用心周匝细密,又磨炼于寒苦生活之中,好像比别人能干许多。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因其非天资高明的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为有豪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免忽视学问。前人所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一副心肝。——我最初的思想和作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小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但我似乎并不是不“该打”的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执拗的。他亦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我很早入学堂,所以亦没有从父亲受读。

十岁前后(七八岁至十二三岁)所受父亲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项:一是讲戏,父亲平日喜看京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一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其意盖在练习经理事物,懂得社会人情。一是关于卫生或其他的许多嘱咐;总要儿童知道如何照料自己身体。例如:正当出汗之时,不要脱衣服;待汗稍止,气稍定再脱去。

不要坐在当风地方,如窗口、门口、过道等处。太热或太冷的汤水不要喝,太燥太腻的食物不可多吃。光线不足,不要看书。

诸如此类之嘱告或指点,极其多,并且随时随地不放松。还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现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我来看。他却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写后交与我看,亦不做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即此事亦见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斑。到十四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十七八九岁时,有些关系颇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听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那些事例,待后面即可叙述到。

三、一个瘠弱而又呆笨的孩子

我自幼瘠瘦多病,气力微弱;未到天寒,手足已然不温。亲长皆觉得,此儿怕不会长命的。五六岁时,每患头晕目眩,一时天旋地转,坐立不稳,必须安卧始得;七八岁后,虽亦跳掷玩耍,总不如人家活泼勇健。在小学里读书,一次盘杠子跌下地来,用药方才复苏,以后更不敢轻试。在中学时,常常看着同学打球踢球,而不能参加。人家打罢踢罢了,我方敢一个人来试一试。又因为爱用思想,神情颜色皆不像一个少年。同学给我一个外号“小老哥”。——广东人呼小孩原如此的;但北京人说来,则是嘲笑话了。却不料后来,年纪长大,我倒很少生病。三十以后,愈见坚实;寒暖饥饱,不以为意。素食至今满三十年,亦没有什么营养不足问题。每闻朋友同侪或患遗精,或患痔血,或胃病,或脚气病;在我一切都没有。若以体质精力来相较,反而为朋辈所不及。久别之友,十几年以至二十几年不相见者,每都说我现在还同以前一个样子,不见改变,因而人多称赞我有修养。其实,我亦不知道我有什么修养。不过平生嗜欲最淡,一切无所好。同时,在生活习惯上,比较旁人多自知注意一点罢了。小时候,我不但瘠弱,并且很呆笨的。约莫六岁了,自己还不会穿裤子。因裤上有带条,要从背后系引到前面来,打一结扣,而我不会。一次早起,母亲隔屋喊我,为何还不起床。我大声气愤地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招引得家里人都笑了。原来天天要妹妹替我打这结扣才行。十岁前后,在小学里的课业成绩,比一些同学都较差。虽不是极劣,总是中等以下。到十四岁入中学,我的智力乃见发达,课业成绩间有在前三名者。大体说来,我只是平常资质,没有过人之才。在学校时,不算特别勤学;出学校后,亦未用过苦功。只平素心理上,自己总有对自己的一种要求,不肯让一天光阴随便马虎过去。

四、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

我于六岁开始读书,是经一位孟老师在家里教的。那时课儿童,入手多是《三字经》、《百家姓》,取其容易上口成诵。接着就要读四书五经了。我在《三字经》之后,即读《地球韵言》,而没有读四书。《地球韵言》一书,现在恐已无处可寻得。内容多是一些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之类;作于何人,我亦记不得了。说起来好似一件奇特事,就是我对于四书五经至今没有诵读过,只看过而已。这在同我一般年纪的人是很少的。不读四书,而读《地球韵言》,当然是出于我父亲的意思。他是距今四十五年前,不主张儿童读经的人。这在当时自是一破例的事。为何能如此呢?大约由父亲平素关心国家大局,而中国当那些年间恰是外侮日逼。例如:清咸丰十年(西历1860年)英法联军陷天津,清帝避走热河。清光绪十年(西历1884年)中法之战,安南(今越南)被法国占去。又光绪十二年(西历1886年)缅甸被英国侵占。又光绪二十年(西历1894年)中日之战,朝鲜被日本占去。又光绪二十一年(西历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又光绪二十三年(西历1897年)德国占胶州湾(青岛)。又光绪二十四年(西历1898年)俄国强索旅顺、大连。

在这一串事实之下,父亲心里激动很大。因此他很早倾向变法维新。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却有一种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人讥讪也。(光绪十年四月初六日日记,论读书次第缓急)

到光绪二十四年,就是我开蒙读书这一年,正赶上光绪帝变法维新。停科举,废八股,皆他所极端赞成;不必读四书,似基于此。只惜当时北京尚无学校可入。而《地球韵言》则是便于儿童上口成诵,四字一句的韵文,其中略说世界大势,就认为很合用了。次年我七岁,北京第一个“洋学堂”(当时市井人都如此称呼)出现,父亲便命我入学。这是一位福建陈先生创办的,名曰“中西小学堂”。现在看来,这名称似乎好笑。大约当时系因其既念中文,又念英文之故。可惜我从那幼小时便习英文而到现在亦没有学好。八岁这一年,英文念不成了。这年闹“义和团”——后来被称为拳匪——专杀信洋教(基督教)或念洋书之人。我们只好将《英文初阶》、《英文进阶》(当时课本)一齐烧毁。后来因激起欧美日本八国联军入北京,清帝避走陕西,历史上称为“庚子之变”。庚子之变后,新势力又抬头,学堂复兴。九岁,我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读书。十岁,改入“蒙养学堂”,读到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又改在家里读书,是联合几家亲戚的儿童,请一位奉天刘先生(讷)教的。十三岁下半年到十四岁上半年,又进入“江苏小学堂”——这是江苏旅居北京同乡会所办。因此,我在小学时代前后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这种求学得不到安稳顺序前进,是与当时社会之不安、学制之无定有关系的。

五、从课外读物说到我的一位父执

我的自学,最得力于杂志报纸。许多专门书或重要典籍之阅读,常是从杂志报纸先引起兴趣和注意,然后方觅它来读的。即如中国的经书以至佛典,亦都是如此。其他如社会科学各门的书,更不待言。因为我所受学校教育,从上面说的小学及后面说的中学而止,而这些书典都是课程里没有的。同时我又从来不勉强自己去求学问,做学问家;所以非到引起兴趣和注意,我不去读它的。——我之好学是到真“好”才去“学”的,而对某方面学问之兴趣和注意,总是先借杂志报纸引起来。我的自学作始于小学时代。奇怪的是在那样新文化初初开荒时候,已有人为我准备了很好的课外读物。这是一种《启蒙画报》,和一种《京话日报》。创办人是我的一位父执,而且是对于我关系深切的一位父执。他的事必须说一说。他是彭翼仲先生(诒孙),苏州人而长大在北京。祖上状元宰相,为苏州世家巨族。他为人豪侠勇敢,其慷爽尤为可爱。论体魄,论精神,俱不似苏州人,却能说苏州话。他是我的谱叔,因他与我父亲结为兄弟之交,而年纪小于我父。他又是我的姻丈,因我大哥是他的女婿,他的长女便是我的长嫂。他又是我的老师,因前说之“启蒙学堂”就是他主办的,我在那里从学于他。他的脾气为人(豪侠勇敢)和环境机缘(家住江南、邻近上海得与外面世界相通),就使他必然成为一个爱国志士维新先锋。距今四十年前(1902年),他在当时全国首都——北京——创办了第一家报纸(严格讲,它是第二家。1901年先有《顺天时报》出版。但《顺天时报》完完全全为日本人所办。但就中国人自办者说,它是第一家,广东人朱淇所办《北京日报》为第二家。)。当时草创印刷厂,还是请来日本工人作工头的。蒙养学堂和报馆印刷厂都在一个大门里,内部亦相通。我们小学生常喜欢去看他们印刷排版。

彭公手创报纸,计共三种。我所受益的是《启蒙画报》;于北方社会影响最大的,乃是《京话日报》;使他自身得祸的,则是《中华报》。《启蒙画报》最先出版。它是给十岁上下的儿童阅看的。内容主要是科学常识,其次是历史掌故、名人轶事,再则如“伊索寓言”一类的东西亦有;却少有今所谓“童话”者。例如天文、地理、博物、格致(“格物致知”之省文,当时用为物理化学之总名称)、算学等各门都有。全是白话文,全有图画(木板雕刻无彩色)。而且每每将科学撰成小故事来说明。讲到天象,或以小儿不明白,问他的父母,父母如何解答来讲。讲到蚂蚁社会,或用两兄弟在草地上玩耍所见来讲。算学题以一个人做买卖来讲。诸如此类,儿童极其爱看。历史如讲太平天国,讲“平定”新疆等等。就是前二年的庚子变乱,亦作为历史,剖讲甚详。名人轶事如司马光、范仲淹很多古人的事,以至外国如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俾斯麦、西乡隆盛等等都有。那便是长篇连载的故事了。图画为永清刘炳堂先生(用烺)所绘。刘先生极有绘画天才,而不是旧日文人所讲究之一派。没有学过西洋画,而他自得西画写实之妙。所画西洋人尤为神肖,无须多笔细描而形象逼真。计出版首尾共有两年之久。我从那里面不但得了许多常识,并且启发我胸中很多道理,一直影响我到后来。我觉得近若干年所出儿童画报,都远不及它。《启蒙画报》出版不久,就从日刊改成旬刊(每册约三十多页),而别出一小型日报,就是《京话日报》,内容主要是新闻和论说。新闻以当地(北京)社会新闻占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是“紧要新闻”,包括国际国内重大事情。论说多半指陈社会病痛,或鼓吹一种社会运动,甚有推动力量,能发生很大影响,绝无敷衍篇幅之作。它以社会一般人为对象,而不是给“上流社会”看的。因为是白话,所以我们儿童亦能看,只不过不如对《启蒙画报》之爱看。

当时风气未开,社会一般人都没有看报习惯。虽取价低廉,而一般人家总不乐增此一种开支。两报因此销数都不多。而报馆全部开支却不小。自那年(1902年)春天到年尾,从开办设备到经常费用,彭公家产已赔垫干净,并且负了许多债。年关到来,债主催逼,家中妇女怨谪,彭公忧煎之极,几乎上吊自缢。本来创办之初,我父亲实赞助其事,我家财物早已随着赔送在内;此时还只有我父亲援救他。后来从父亲日记和银钱摺据上批注中,见出当时艰难情形和他们做事动机之纯洁伟大。——他们一心要开发民智,改良社会。这是由积年对社会腐败之不满,又加上庚子(1900年)亲见全国上下愚昧迷信不知世界大势,几乎招取亡国大祸,所激动的。这事业屡次要倒闭,终经他们坚持下去,最后居然得到亨通,到第三年,报纸便发达起来了。然主要还是由于鼓吹几次运动,报纸乃随运动之扩大而发达。一次是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地界)一个外国兵,欺侮中国贫民,坐人力车不给钱,车夫索钱,反被打伤。《京话日报》一面在新闻栏详记其事,一面连日著论表示某国兵营如何要惩戒要赔偿才行,并且号召所有人力车夫联合起来,事情不了结,遇见某国兵就不给车子乘坐。事为某国军官所闻,派人来报馆查询,要那车夫前去质证。那车夫胆小不敢去,彭公即亲自送他去。某国军官居然惩戒兵丁而赔偿车夫。此事虽小,而街谈巷议,轰动全城,报纸销数随之陡增。另一次是美国禁止华工入境,并对在美华工苛待。《京话日报》就提倡抵制美货运动。我还记得我们小学生亦在通衢闹市散放传单,调查美货等等。此事在当时颇为新颖,人心殊见振奋,运动亦扩延数月之久。还有一次反对英属非洲虐待华工,似在这以前,还没有这次运动热烈。最大一次运动,是国民捐运动。这是由报纸著论,引起读者来函讨论,酝酿颇久而后发动的。大意是为庚子赔款四万万两,分年偿付,为期愈延久,本息累积愈大;迟早总是要国民负担,不如全体国民自动一次拿出来。以全国四万万人口计算,刚好每人出一两银子,就可以成功。这与后来民国初建时,南京留守黄克强(兴)先生所倡之“爱国捐”,大致相似。此时报纸销路已广,其言论主张已屡得社会拥护。再标出这大题目来,笼罩到每一个人身上,其影响之大真是空前。自车夫小贩、妇女儿童、工商百业以至文武大臣、皇室亲王,无不响应。后因彭公获罪,此事就消沉下去。然至辛亥革命时,在大清银行(今中国银行之前身)尚存有国民捐九十几万银两。计算捐钱的人数,要在几百万以上。

报纸的发达,确实可惊。不看报的北京人,几乎变得家家看报,而且发展到四乡了。北方各省各县,像奉天黑龙江(东)、陕西甘肃(西)那么远,都传播到。同时亦惊动了清廷。西太后和光绪帝都遣内侍传旨下来,要看这报。其所以这样发达,亦是有缘故的。因这报纸的主义不外一是维新,一是爱国;浅近明白正切合那时需要。社会上有些热心人士,自动帮忙,或多购报纸沿街张贴,或出资设立“阅报所”“讲报处”之类。还有被人呼为“醉郭”的一位老者,原以说书卖卜为生。他改行,专门讲报,作义务宣传员。其他类此之事不少。《中华报》最后出版。这是将《启蒙画报》停了才出的。在版式上,不是单张的而是成册的。内容以论政为主,文体是文言文。这与《京话日报》以“大众”为对象的,当然不同了。似乎当年彭公原无革命意识,而此报由其妹婿杭辛斋先生(慎修,海宁人)主笔,他却算是革命党人。我当时学力不够看这个报,对它没有兴趣,所以现在不大能记得其言论主张如何。到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中华报》出版有一年半以上,《京话日报》则届第五年,清政府逮捕彭杭二公并封闭报馆。其实彭公被捕,此已是第二次,不过在我的自学史内不必叙他太多了。这次罪名,据巡警部(如今之内政部)上奏清廷,是“妄论朝政、附和匪党”。杭公定罪是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彭公是发配新疆,监禁十年。其内幕真情,是为袁世凯在其北洋营务处(如今之军法处)秘密诛杀党人,《中华报》予以揭出之故。后来革命,民国成立,举行大赦,彭公才得从新疆回来。《京话日报》于是恢复出版。不料袁世凯帝制,彭公不肯附和,又被封闭。袁倒以后再出版。至民国十年,彭公病故,我因重视它的历史还接办一个时期。

六、自学的根本

在上边叙述了我的父亲,又叙述了我的一位父执,意在叙明我幼年之家庭环境和最切近之社会环境。关于这环境方面,以上只是扼要叙述,未能周详。例如我母亲之温厚明通,赞助我父亲和彭公的维新运动,并提倡女学,自己参加北京初创第一间女学校“女学传习所”担任教员等类事情都未及说到。然读者或亦不难想像得之。就从这环境中,给我种下了自学的根本:一片向上心。一方面,父亲和彭公他们的人格感召,使我幼稚的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种世俗谋衣食求利禄的“自了汉”生活。另一方面,在那维新前进的空气中,自具一种迈越世俗的见识主张,使我意识到世俗之人虽不必是坏人,但缺乏眼光见识那就是不行的;因此,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所谓一片向上心,大抵在当时便是如此。

这种心理,可能有其偏弊;至少不免流露了一种高傲神情。若从好一方面来说,这里面固含蓄得一点正大之气和一点刚强之气。——我不敢说得多,但至少各有一点。我自省我终身受用者,似乎在此。特别是自十三四岁开始,由于这向上心,我常有自课于自己的责任,不论何事,很少需要人督迫。并且有时某些事,觉得不合我意见,虽旁人要我做,我亦不做。十岁时爱看《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几乎成瘾,固然已算是自学,但真的自学,必从这里(向上心)说起。所谓自学应当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单是求知识,却不足以尽自学之事。在整个生命向上自强之中,包括了求知识。求知识发我们的智慧识见,但它并不是一种目的。有智慧识见发出来,就是生命向上自强之效验,就是善学。假若求知识以致废寝忘食,身体精神不健全,甚至所知愈多头脑愈昏,就不得为善学。有人说“活到老,学到老”一句话,这观念最正确。这个“学”显然是自学,同时这个“学”显然就是在说一切做人做事而不止于求些知识。自学最要紧是在生活中有自觉。读书不是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却是照顾自己身体而如何善用它。——用它来做种种事情,读书则其一种。可惜这个道理,我只在今天乃说得出,当时亦不明白的。所以当时对自己身体照顾不够,例如:爱静中思维,而不注意身体应当活动;饮食、睡眠、工作三种时间没有好的分配调整;不免有少年斫丧身体之不良习惯(手淫)。所幸者,从向上心稍知自爱,还不是全然不照顾它。更因为有一点正大刚强之气,耳目心思向正面用去,下流毛病自然减少。我以一个孱弱多病的体质,到后来慢慢转强,很少生病,精力且每比旁人略优,其故似不外:一、我虽讲不到修养,然于身体少斫丧少浪费;虽至今对于身体仍愧照顾不够,但似比普通人略知照顾。二、胸中恒有一股清刚之气,使外面病邪好像无隙可乘。——反之,偶尔患病,细细想来总是先由自己生命失其清明刚劲、有所疏忽而致。

又如我自幼呆笨,几乎全部小学时期皆不如人;自十四岁虽变得好些,亦不怎样聪明。讲学问,又全无根底。乃后来亦居然滥侧学者之林,终幸未落于庸劣下愚,反倒受到社会的过奖过爱。此其故,要亦不外:

一、由于向上心,自知好学,虽没有用过苦功,亦从不偷懒。二、环境好,机缘巧,总让我自主自动地去学,从没有被动地读过死书,或死读书。换句话说,无论旧教育(老式之书房教育),或新教育(欧美传来之学校教育),其毒害唯我受的最少。总之,向上心是自学的根本,而今日我所有成就,皆由自学得来。古书《中庸》上有“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两句话,恰好借用来说我个人的自学经过(原文第二句不指身体而言,第一句意义亦较专深,故只算借用)。

七、五年半的中学

我于十四岁那一年(1906年)的夏天,考入“顺天中学堂”(地址在地安门外兵将局)。此虽不是北京最先成立的一间中学,却是与那最先成立的“五城中学堂”为兄弟者。“五城”指北京的城市;“顺天”指顺天府(京兆)。福建人陈璧,先为五城御史,创五城中学;后为顺天府尹,又设顺天中学。两个学堂的洋文总教习,同由王劭廉先生(天津人,与伍光建同留学英国海军)担任。汉文教习以福建人居多,例如五城以林纾(琴南)为主,我们则以一位跛腿陈先生(忘其名)为主。当时学校初设,学科程度无一定标准。许多小学比今日中学程度还高,而那时的中学与大学似亦颇难分别。我的同班同学中竟有年纪长我近一倍者——我十四岁,他二十七岁。有好多同学虽与我们年纪小的同班受课,其实可以为我们的老师而有余。他们诗赋、古文词、四六骈体文都作得很好,进而讲求到“选学”《昭明文选》。不过因为求出路(贡生、举人、进士)非经过学堂不可,有的机会凑巧得入大学,有的不巧就入中学了。今日学术界知名之土,如张申府(崧年)、汤用彤(锡予)诸位,皆是我的老同学。论年级,他们尚稍后于我;论年龄,则我们三人皆相同。我在我那班级上是年龄最小的。当时学堂里读书,大半集中于英算两门。学生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这上边。年长诸同学,很感觉费力;但我于此,亦曾实行过自学。在我那班上有四个人,彼此很要好。一廖福申(慰慈,福建),二王毓芬(梅庄,北京),三姚万里(伯鹏,广东),四就是我。我们四个都是年纪最小的——廖与王稍长一两岁。在廖大哥领导之下,我们曾结合起来自学。这一结合,多出于廖大哥的好意。他看见年小同学爱玩耍不知用功,特来勉励我们。以那少年时代的天真,结合之初,颇具热情。我记得经过一阵很起劲的谈话以后,四个人同出去,到酒楼上吃螃蟹,大喝其酒。廖大哥提议彼此不用“大哥”“二哥”“三哥”那些俗气称谓相称,而主张以每个人的短处标出一字来,作为相呼之名,以资警惕。大家都赞成此议,就请他为我们一个个命名。他给王的名字,是“懦”;给姚的名字,是“暴”;而我的就是“傲”了。真的,这三个字都甚恰当。我是傲,不必说了。那王确亦懦弱有些妇人气;而姚则以赛跑跳高和足球擅长,原是一粗暴的体育大家。最后,他自名为“惰”。这却太谦了。他正是最勤学的一个呢!此大约因其所要求于自己的,总感觉不够之故;而从他自谦其惰,正可见出其勤来了。

那时每一班有一专任洋文教习,所有这一班的英文、数学、外国地理都由他以英文原本教授。这些位洋文教习,全是天津水师学堂出身,而王劭廉先生的门徒。我那一班是位吕先生(富永)。他们秉承王先生的规矩,教课认真,做事有军人风格。当然课程进行得并不慢,但我们自学的进度,总还是超过他所教的。如英文读本carpenter’sreader(亚洲之一本),先生教到全书的一半时,廖已读完全书,我亦能读到三分之二;纳氏英文文法,先生教第二册未完,我与廖研究第三册了;代数、几何、三角各书,经先生开一个头,廖即能自学下去,无待于先生教了。我赶不上他那样快,但经他携带,总亦走在先生教的前边。廖对于习题一个个都做,其所做算草非常清楚整齐悦目;我便不行了,本子上很多涂改,行款不齐,字迹潦草,比他显得忙乱,而进度反在他之后。廖自是一天才,非平常人之所及。然从当年那些经验上,使我相信没有不能自学的功课。同时廖还注意国文方面之自学。他在一个学期内,将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圈点完毕。因其为洋版书(当时对于木版书外之铜印、铅印、石印各书均作此称)字小,而每天都是在晚饭前划出一点时间来作的,天光不足,所以到圈点完功,眼睛变得近视了。这是他不晓得照顾身体,很可惜的。这里我与他不同。我是不注意国文方面的:国文讲义我照例不看;国文先生所讲,我照例不听。我另有我所用的功夫,如后面所述,而很少看中国旧书。但我国文作文成绩还不错,偶然亦被取为第一名。我总喜欢作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有时能出奇制胜,有时亦多半失败。记得一位七十岁的王老师十分恼恨我。他在我作文卷后,严重地批着“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批语。而后来一位范先生偏赏识我。他给我的批语,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十九岁那一年(1911年)冬天,我们毕业。前后共经五年半之久。本来没有五年半的中学制度,这是因为中间经过一度学制变更,使我们吃亏。

八、中学时期之自学

在上面好像已叙述到我在中学时之自学,如自学英文、数学等课,但我所谓自学尚不在此。我曾说了:由于向上心,我常有自课于自己的责任,不论什么事很少要人督迫。……真的自学,必从这里说起。自学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所以上节所述只是当年中学里面一些应付课业的情形,还没有当真说到我的自学。真的自学,是由于向上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人生问题;二、社会问题,亦可云中国问题。此两个问题互有关联之处,不能截然分开,但仍以分别言之为方便。从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宗教、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被人看做是哲学家。从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参加了中国革命,并至今投身社会运动。今届五十之年,总论过去精力,无非用在这两问题上面;今后当亦不出乎此。而说到我对此两问题如何追求,则在中学时期均已开其端。以下略述当年一些事实。我很早就有我的人生思想。约十四岁光景,我胸中已有了一个价值标准,时时用以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它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的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转来,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若思之偶有扦格窒碍,必辗转求所以自圆其说者。一旦豁然复有所得,便不禁手舞足蹈,顾盼自喜。此时于西洋之“乐利主义”、“最大多数幸福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等等,尚无所闻。却是不期而然,恰与西洋这些功利派思想相近。

这思想,显然是受先父的启发。先父虽读儒书,服膺孔孟,实际上其思想和为人却有极像墨家之处。他相信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误,因此,平素最看不起做诗词做文章的人,而标出“务实”二字为讨论任何问题之一贯的主张。务实之“实”,自然不免要以“实用”、“实利”为其主要涵义。而专讲实用实利之结果,当然流归到墨家思想。不论大事小事,这种意思在他一言一动之间到处流露贯彻。其大大影响到我,是不待言的。不过我父只是有他的思想见解而止,他对于哲学并没有兴趣。我则自少年时便喜欢用深思。所以就由这里追究上去,究竟何谓“有好处”?那便是追究“利”和“害”到底何所指,必欲分析它,确定它。于是就引到苦乐问题上来,又追究到底何谓苦,何谓乐。对于苦乐的研究,是使我探入中国儒家印度佛家的钥匙,颇为重要。后来所作《究元决疑论》中,有论苦乐的一段尚可见一斑。而这一段话,却完全是十六七岁在中学时撰写的旧稿。在中学里,时时沉溺在思想中,亦时时记录其思想所得。这类积稿当时甚多,现在无存。然在当时受中国问题的刺激,我对中国问题的热心似又远过于爱谈人生问题。这亦因当时在人生思想上,正以事功为尚之故。当时——光绪末年宣统初年——正亦有当时的国难。当时的学生界,亦曾激于救国热潮而有自请练学生军的事,如“九一八”后各地学生之所为者。我记得我和同班同学雷国能兄,皆以热心这运动被推为代表,请求学堂监督给我们特聘军事教官,并发给枪支,于正课外加练军操,此是一例;其他像这类的事,当然很多。

为了救国,自然注意政治而要求政治改造。像民主和法治等观念,以及英国式的议会制度、政党政治,早在卅五年前成为我的政治理想。后来所作《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其中诠释近代政治的话,还不出中学时那点心得。——的确,那时对于政治自以为是大有心得的。

九、自学资料及当年师友

无论在人生问题上或在中国问题上,我在当时已能取得住在北中国内地的人所可能有的最好自学资料。我拥有梁任公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和《新小说》(杂志月刊)全年一巨册(以上约共五六百万言)。——这都是从日本传递进来的。还有其他从日本传递进来的或上海出版的书报甚多。此为初时(1907年)之事。稍后(1910年后)更有立宪派之《国风报》(旬刊或半月刊,在日本印行),革命派之上海《民立报》(日报),按期陆续收阅。——这都是当时内地寻常一个中学生,所不能有的丰富资财。《新民丛报》一开头有任公先生著的《新民说》,他自署即曰“中国之新民”。这是一面提示了新人生观,又一面指出中国社会应该如何改造的;恰恰关系到人生问题中国问题的双方,切合我的需要,得益甚大。任公先生同时在报上有许多介绍外国某家某家学说的著作,使我得以领会不少近代西洋思想。他还有关于古时周秦诸子以至近世明清大儒的许多论述,意趣新而笔调健,皆足以感发人。此外有《德育鉴》一书,以立志、省察、克己、涵养等分门别类,辑录先儒格言(以宋明为多),而任公自加按语跋识。我对于中国古人学问之最初接触,实资于此。虽然现在看来,这书是无足取的,然而在当年却给我的助益很大。这助益,是在生活上,不徒在思想上。《新民丛报》除任公先生自作文章约占十分之二外,还有其他人如蒋观云先生(智由)等等的许多文章和国际国内时事记载等,约居十分之八,亦甚重要。这些能助我系统地了解当日时局大势之过去背景。因其所记壬寅、癸卯、甲辰(1902年—1904年)之事正在我读它时(1907年—1909年)之前也。由于注意时局,所以每日报纸如当地之《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等,外埠之《申报》、《新闻报》、《时报》等,都是我每天必不可少的读物。谈起时局来,我都很清楚,不像普通一个中学生。《国风报》上以谈国会制度、责任内阁制度、选举制度、预算制度等文章为多;其他如国库制度、审计制度,乃至银行货币等问题,亦常谈到。这是因为当时清廷筹备立宪,各省咨议局亦有联合请愿开国会的运动,各省督抚暨驻外使节在政治上亦有许多建议,而梁任公一派人隐然居于指导地位,即以《国风报》为其机关报。我当时对此运动亦颇热心,并且学习了近代国家法制上许多知识。革命派的出版物,不如立宪派的容易得到手。然我终究亦得到一些。有《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册,是将梁任公和胡汉民(展堂)、汪精卫等争论中国应行革命共和抑行君主立宪的许多文章,搜集起来合印的;我反复读之甚熟。其他有些宣传品主于煽动排满感情的,我不喜读。自学条件,书报资料固然重要,而朋友亦是重要的。在当时,我有两个朋友必须说一说。一是郭人麟(一作仁林),字晓峰,河北乐亭县人。他年长于我二岁,而班级则次于我。他们一班,是学法文的;我们则学英文。因此虽为一校同学,朝夕相见,却无往来。郭君颜貌如好女子,见者无不惊其美艳,而气敛神肃,眉宇间若有沉忧;我则平素自以为是,亦复神情孤峭。彼此一直到第三年方始交谈。但经一度交谈之后,我思想上竟发生极大变化。我那时自负要救国救世,建功立业,论胸襟气概似极其不凡;实则在人生思想上,是很浅陋的。对于人生许多较深问题,根本未曾理会到。对于古今哲人高明一些的思想,不但未加理会,并且拒绝理会之。盖受先父影响,抱一种狭隘功利见解,重事功而轻学问。具有实用价值的学问,还知注意;若文学,若哲学,则直认为误人骗人的东西而排斥它。对于人格修养的学问,感受《德育鉴》之启发,固然留意;但意念中却认为“要作大事必须有人格修养才行”,竟以人格修养作方法手段看了。似此偏激无当浅薄无根的思想,早应当被推翻。无如一般人多半连这点偏激浅薄思想亦没有。尽他们不同意我,乃至驳斥我,其力量却不足以动摇我之自信。恰遇郭君,天资绝高,思想超脱,虽年不过十八九而学问几如老宿。他于老、庄、易经、佛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欢谭嗣同的“仁学”。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亦足以笼罩我。他的谈话,有时嗤笑我,使我惘然如失;有时顺应我要作大事业的心理而诱进我,使我心悦诚服。我崇拜之极,尊之为郭师,课暇就去请教,记录他的谈话订成一巨册,题曰“郭师语录”。一般同学多半讥笑我们,号之为“梁贤人、郭圣人”。自与郭君接近后,我一向狭隘的功利见解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这在我的思想上,实为一绝大转进。那时还有一位同学陈子方,年纪较我们都大,班级亦在前,与郭君为至好。我亦因郭而亲近之。他的思想见解、精神气魄,在当时亦是高于我的,我亦同受其影响。现在两君都不在人世[zw(]陈故去约廿多年,知其人者甚少。郭与李大钊(守常)为乡亲,亦甚友好,曾在北大图书馆做事。张绍曾为国务总理时,曾一度引为国务院秘书。今故去亦有十年。

另一朋友是甄元熙,字亮甫,广东台山县人。他年纪约长我一二岁,与我为同班,却是末后插班进来的。本来陈与郭在中国问题上皆倾向革命,但非甚积极。甄君是从(1910年)广州上海来北京的,似先已与革命派有关系。我们彼此同是对时局积极的,不久成了很好的朋友。

但彼此政见不大相同。甄君当然是一革命派。我只热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满。在政治改造上,我又以英国式政治为理想,否认君主国体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有什么等差不同。转而指责民主国,无论为法国式(内阁制),抑美国式(总统制),皆不如英国政治之善。——此即后来辛亥革命中,康有为所唱“虚君共和论”。在政治改造运动上,我认为可以用种种手段,而莫妙于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办法。这一面是很有效的,一面又破坏不大,免遭国际干涉。这些理论和主张,不待言是从立宪派得来的;然一点一滴皆经过我的往复思考,并非一种学舌。我和甄君时常以此作笔战,亦仿佛梁(任公)、汪(精卫)之所为;不过他们在海外是公开的,我们则不敢让人知道。后来清廷一天一天失去人心,许多立宪派人皆转而为革命派,我亦是这样。中学毕业期近,武昌起义爆发,到处人心奋动,我们在学堂里更呆不住。其时北京的、天津的和保定的学生界秘密互有联络,而头绪不一。适清廷释放汪精卫。汪一面倡和议,一面与李石曾、魏宸组、赵铁桥等暗中组织京津同盟会。甄君同我即参加其中,是为北方革命团体之最大者。所有刺良弼、刺袁世凯和在天津暴动的事,皆出于此一组织。

十、初入社会

按常例说,一个青年应当是由“求学”到“就业”;但在近几十年的中国青年,却每每是由“求学”而“革命”。我亦是其中之一个。我由学校出来,第一步踏入广大社会,不是就了某一项职业而是参加革命。现在回想起来,这不免是一种太危险的事!因为青年是社会的未成熟分子,其所以要求学,原是学习着如何参加社会,为社会之一员,以继成熟分子之后。却不料其求了学来革命。革命乃是改造社会。试问参加它尚虞能力不足,又焉得有改造它的能力?他此时缺乏社会经验,对于社会只有虚见(书本上所得)和臆想,尚无认识。试问认识不足,又何从谈到怎样改造呢?这明明是不行的事!无奈中国革命不是社会内部自发的革命,缺乏如西洋那种第三阶级或第四阶级由历史孕育下来的革命主力。中国革命只是最先感受到世界潮流之新学分子对旧派之争,全靠海外和沿海一带传播进来的世界思潮,以激动起一些热血青年,所以天然就是一种学生革命。幼稚、错误、失败都是天然不可免的事,无可奈何。以我而说,那年不过刚足十八岁,自己的见识和举动,今日回想是很幼稚的。自己所亲眼见的许多人许多事,似都亦不免以天下大事为儿戏。不过青年做事比较天真,动机比较纯洁,则为后来这二三十年的人心所不及。——这是后来的感想,事实不具述。清帝不久退位,暗杀暴动一类的事,略可结束。同人等多半在天津办报,为公开之革命宣传。赵铁桥诸君所办者,名曰《民意报》,以甄亮甫为首的我们一班朋友,所办的报则名《民国报》。当时经费很充足,每日出三大张,规模之大为北方首创。总编辑为孙炳文浚明兄(四川叙府人,民国十六年国民党以清党为借口将其杀害于上海);我亦充一名编辑,并且还做过外勤记者。今日所用漱溟二字,即是当时一笔名,而且出于孙先生所代拟。新闻记者,似乎是社会上一项职业了。但其任务在指导社会,实亦非一个初入社会之青年学生所可胜任。现在想来,我还是觉得不妥的。这或者是我自幼志大言大,推演得来之结果呢!报馆原来馆址设在天津,后又迁北京(顺治门外大街西面)。民国二年春间,中国同盟会改组中国国民党成立,《民国报》收为党本部之机关报,以汤漪主其事,我们一些朋友便离去了。作新闻记者生活约一年余,连参与革命工作算起来,亦不满两周年。在此期间内,读书少而活动多,书本上的知识未见长进,而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在此期间,接触最多者当然在政治方面。前此在中学读书时,便梦想议会政治,逢着资政院开会(宣统二年、三年两度开会),必辗转恳托介绍旁听。现在是新闻记者,持有长期旁听证,所有民元临时参议院民二国会的两院,几乎无日不出入其间了。此外若同盟会本部和改组后的国民党本部,若国务院等处,亦是我踪迹最密的所在。还有共和建设讨论会(民主党之前身)和民主党(进步党的前身)的地方,我亦常去。当时议会内党派的离合,国务院的改组,袁世凯的许多操纵运用,皆映于吾目而了了于吾心。许多政治上人物,他不熟悉我,我却熟悉他。这些实际知识和经验,有助于我对中国问题之认识者不少。

十一、激进于社会主义

民国元年已有所谓社会党在中国出现。这是江亢虎(汪精卫之南京伪政府考试院副院长)在上海所发起的,同时他亦自居于党魁地位。那时北京且有其支部之成立,主持人为陈翼龙(后为袁世凯所杀)。江亦光绪庚子后北京社会上倡导维新运动之一人,与我家夙有来往,我深知其为人底细。他此种举动,完全出于投机心理。虽有些莫名其妙的人附和他,我则不睬。所有他们发表的言论,我都摒斥,不愿入目。我之倾向社会主义,不独与他们无关,而且因为憎恶他们,倒使我对社会主义隔膜了。论当时风气,政治改造是一般人意识中所有;经济改造则为一般人意识中所无。仅仅“社会主义”这名词,偶然可以看到而已(共产主义一词似尚未见),少有人热心研究它。元年(1912年)八月,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民生主义之被删除,正为一很好例证。同盟会会章的宗旨一条,原为“本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国民党党章则改为“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这明明是一很大变动,旧日同志所不喜,而总理孙先生之不愿意,更无待言。然而毕竟改了。而且八月廿五日成立大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之剧场举行),我亦参加。我亲见孙总理和黄克强先生都出席,为极长极长之讲演,则终于承认此一修改,又无疑问。这固然见出总理之虚怀,容纳众人意见;而经济问题和社会主义之不为当时所理会,亦完全看出了。我当时对中国问题认识不足,亦以为只要宪政一上轨道,自不难步欧美日本之后尘,为一近代国家。至于经济平等,世界大同,乃以后之事,现在用不到谈它。所见正与流俗一般无二。不过不久我忽然感触到“财产私有”是人群一大问题。约在民国元年尾二年初,我偶然一天从家里旧书堆中,检得《社会主义之神髓》一本书,是日本人幸德秋水(日本最早之社会主义者,死于狱中)所著,而张溥泉(继)先生翻译的,光绪三十一年上海出版。此书在当时已嫌陈旧,内容亦无深刻理论。它讲到什么“资本家”“劳动者”的许多话,亦不引起我兴味;不过其中有些反对财产私有的话,却印入我心。我即不断来思索这个问题。愈想愈多,不能自休。终至引我到反对财产私有的路上,而且激烈地反对,好像忍耐不得。我发现这是引起人群中间生存竞争之根源。由于生存竞争,所以人们常常受到生活问题的威胁,不免于巧取豪夺。巧取,极端之例便是诈骗;豪夺,极端之例便是强盗。在这两大类型中包含各式各样数不尽的事例,而且是层出不穷。我们出去旅行,处处要提防上当受欺。一不小心,轻则损失财物,大则丧身失命。乃至坐在家里,受至亲至近之人所欺者,耳闻目见亦复不鲜。整个社会没有平安地方,说不定诈骗强盗从那里来。你无钱,便受生活问题的威胁;你有钱,又受这种种威胁。你可能饿死无人管,亦可能四周围的人都在那儿打算你!啊呀!这是什么社会?这是什么人生?——然而这并不新奇。财产私有,生存竞争,自不免演到这一步!这在被欺被害的人,固属不幸而可悯;即那行骗行暴的人,亦太可怜了!太不像个“人”了!人类不应当这个样子!人间的这一切罪恶,社会制度(财产私有制度)实为之,不能全以责备那个人。若根源上不解决,徒以严法峻刑对付个人,囚之杀之,实在是不通的事。我们即从法律之禁不了,已可证明其不通与无用。人间还有许多罪恶,似为当事双方所同意,亦且为法律所不禁的,如许多为了金钱不复计及人格的事。其极端之例,便是娼优。社会上大事小事,属此类型,各式各样亦复数之不尽。因为在这社会上,是苦是乐,是死是活,都决定于金钱。钱之为用,乃广大无边,而高于一切;拥有大量钱财之人,即不啻握有莫大权力,可以役使一切了。此时责备有钱的人,不该这样用他的钱;责备无钱的人,不该这样出卖自己,高倡道德,以勉励众人,我们亦徒见其迂谬可笑,费尽唇舌,难收效果而已!此外还有法律之所许可,道德不及纠正,而社会无形予以鼓励的事。那便是经济上一切竞争行为。竞争之结果,总有许多落伍失败的人,陷于悲惨境遇,其极端之例,便是乞丐。那些不出来行乞,而境遇悲惨需人救恤者,同属这一类型。大抵老弱残废孤寡疾病的人,竞争不了,最容易落到这地步。我认为这亦是人间的一种罪恶。不过这种罪恶,更没有哪一个负其责,显明是社会制度的罪恶了。此时虽有慈善家举办慈善事业以为救济,但不从头理清此一问题,支支节节,又能补救得几何?此时普及教育是不可希望的,公共卫生是不能讲的,纵然以国家力量勉强举办一些,无奈与其社会大趋势相反何?——大趋势使好多人不能从容以受教育,使好多人无法讲求卫生。社会财富可能以自由竞争而增进(亦有限度),但文化水准不见得比例地随以增高,尤其风俗习惯想要日进于美善,是不可能的。因根本上先失去人心的清明安和,而流于贪吝自私,再加以与普及教育是矛盾的,与公共卫生是矛盾的,那么,将只有使身体方面心理方面日益败坏堕落下去!人类日趋于下流与衰败,是何等可惊可惧的事!教育家挽救不了;卫生家挽救不了;宗教家、道德家、哲学家都挽救不了。什么政治家、法律家更不用说。拔本塞源,只有废除财产私有制度,以生产手段归公,生活问题基本上由社会共同解决,而免去人与人间之生存竞争。——这就是社会主义了。

我当时对于社会主义所知甚少,却十分热心。其所以热心,便是认定财产私有为社会一切痛苦与罪恶之源,而不可忍地反对它。理由如上所说亦无深奥,却全是经自己思考而得。是年冬,曾撰成《社会主义粹言》一书(内容分十节,不过万二三千字),自己写于蜡纸,油印数十本赠人。今无存稿。唯在《漱溟卅前文录》中,有《槐坛讲演之一段》一篇,是民国十二年春间为曹州中学生所讲,讲到一点从前的思想。那时思想,仅属人生问题一面之一种社会理想,还没有扣合到中国问题上。换言之,那时只有见于人类生活需要社会主义,却没有见出社会主义在中国问题上,有其特殊需要。

 十二、出世思想

我大约从十岁开始即好用思想。其时深深感受先父思想的影响,若从今日名词言之,可以说在人生哲学上重视实际利害,颇暗合于中国古代墨家思想或西方近代英国人的功利主义。——以先父似未尝读墨子书,更不知有近代英国哲学,故云暗合。大约十六七岁时,从利害之分析追问,而转入何谓苦何谓乐之研索,归结到人生唯是苦之认识,于是遽尔倾向印度出世思想了。十七岁曾拒绝母亲为我议婚,二十岁开始茹素,寻求佛典阅读,怀抱出家为僧之念,直至廿九岁乃始放弃。

——放弃之由,将于后文第十八节言之。

按:1969年秋间曾写有《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一文,实为此节最好参考之资料,兹不烦重加述说。又关于苦乐问题之研索,则早年《究元决疑论》一文内有一段述说,可资参看。

十三、学佛又学医

我寻求佛典阅读之,盖始于民国初元,而萃力于民国三年前后。于其同时兼读中西医书。佛典及西医书均求之于当时琉璃厂西门的有正书局。此为上海有正书局分店。据闻在上海主其事者为狄葆贤,号平子,又号平等阁主,崇信佛法,《佛学丛报》每月一期,似即其主编。金陵刻经处刻出之佛典,以及常州等处印行之佛典,均于此流通,任人觅购。《佛学丛报》中有李证刚(翊灼)先生文章,当时为我所喜读。但因无人指教,自己于佛法大乘小乘尚不分辨,于各宗派更属茫然,遇有佛典即行购求,亦不问其能懂与否。曾记得“唯识”“因明”各典籍最难通晓,暗中摸索,费力甚苦。

所以学佛又学医者,虽心慕金刚经所云“入城乞食”之古制,自度不能行之于今,拟以医术服务人民取得衣食一切所需也。恰好有正书局代售上海医学书局出版之西医书籍,因并购取读之。据闻此局主事者丁福保氏,亦好佛学,曾出版佛学辞典等书。丁氏狄氏既有同好,两局业务遂以相通。其西医各书系由日文翻译过来,有关于药物学、内科学、病理学、诊断学等著作十数种之多,我尽购取闭户研究。中医古籍则琉璃厂各书店多有之。我所读者据今日回忆似以陈修园四十八种为主,从《黄帝内经》以至张仲景《伤寒》、《金匮》各书均在其中。我初以为中西医既同以人身疾病为研究对象,当不难沟通,后乃知其不然。中西两方思想根本不同,在某些末节上虽可互有所取,终不能融合为一。其后既然放弃出家之想,医学遂亦置而不谈。

十四、父亲对我信任且放任

此节的最好参考资料是我所为《思亲记》一文(见先公遗书卷首)。吾父对我的教育既经叙述在第二节,今此节不外继续前文。其许多事实则具备于《思亲记》所记之中,兹分别概述如下:父亲之信任于我,是由于我少年时一些思想行径很合父意,很邀嘉赏而来。例如我极关心国家大局,平素看轻书本学问而有志事功,爱读梁任公的《新民丛报》、《德育鉴》、《国风报》等书报,写作日记,勉励自己。这既有些像父亲年轻时所为,亦且正和当时父亲的心理相合。每于晚饭后谈论时事,我颇能得父亲的喜欢。又如父亲向来佩服胡林翼慷慨有担当,郭嵩焘识见不同于流俗,而我在读到《三名臣书牍》、《三星使书牍》时,正好特别重视这两个人。这都是我十四五岁以至十九岁时的事情,后来就不同了。说到父亲对我的放任,正是由于我的思想行动很不合父亲之意,且明示其很不同意于我,但不加干涉,让我自己回心转意。我不改变,仍然听任我所为,这便是放任了。不合父意的思想行动是哪些呢?正如《思亲记》原文说的——自(民国)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

实则时间上非始自民国元年,而早在辛亥革命时,我参加革命行动,父亲就明示不同意了,却不加禁止。革命之后,国会开会,党派竞争颇多丑剧,父亲深为不满,而我迷信西方政制,以为势所难免,事事为之辩护。虽然父子好谈时事一如既往,而争论剧烈,大伤父心。——此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就是我的出世思想,好读佛典,志在出家为僧,父亲当然大为不悦。但我购读佛书,从来不加禁阻。我中学毕业后,不愿升学,以至我不结婚,均不合父意,但均不加督促。只是让我知道他是不同意的而止。这种宽放态度,我今天想起来仍然感到出乎意料。同时,我今天感到父亲这样态度对我的成就很大,实在是意想不到的一种很好的教育。不过我当时行事亦自委婉,例如吃素一事(守佛家戒律)要待离开父亲到达西安时方才实行。所惜我终违父意,父在世之时坚不结婚;其后我结婚则父逝既三年矣。

十五、当年倾慕的几个人物

吾父放任我之所为,一不加禁,盖相信我是有志向上的人,非趋向下流,听其自己转变为宜。就在此放任之中,我得到机会大走自学之路,没有落于被动地受教育地步。大约从十四五岁到十八九岁一阶段,我心目中有几个倾慕钦佩的人物,分述如下:梁任公先生当然是头一个。我从壬寅、癸卯、甲辰(1902年—1904年)三整年的《新民丛报》学到很多很多知识,激发了志气,受影响极大。我曾写有纪念先生一文,可参看。文中亦指出了他的缺点。当年钦仰的人物,后来不满意,盖非独于任公先生为然。再就是先舅氏张镕西先生耀曾,为我年十四五之时所敬服之人。镕舅于母极孝,俗有“家贫出孝子”之说,确是有理。他母亲是吾父表姐,故尔他于吾父亦称舅父,且奉吾父为师。他在民国初年政治中,不唯在其本党(同盟会、国民党)得到群情推重信服,而且深为异党所爱重。我在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中写有一文可参看。惜他局限于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未能适应社会主义新潮流。再就是章太炎先生(炳麟)的文章,曾经极为我所爱读。且惊服其学问之渊深。我搞的《晚周汉魏文钞》,就是受他文章的影响。那时我正在倾心学佛,亦相信了他的佛学。后来方晓得他于佛法竟是外行。再就是章行严先生(士钊)在我精神上的影响关系,说起来话很长。我自幼喜看报纸。十四岁入中学后,学校阅览室所备京外报纸颇多,我非止看新闻,亦且细看长篇论文。当时北京有一家《帝国日报》常见有署名“秋桐”的文章,讨论宪政制度,例如国会宜用一院制抑二院制的问题等等。笔者似在欧洲,有时兼写有《欧游通讯》刊出,均为我所爱读。后来上海《民立报》常见署名“行严”的论文,提倡讲逻辑。我从笔调上判断其和“秋桐”是一个人的不同笔名,又在梁任公主编的《国风报》(一种期刊,出版于日本东京)上见有署名“民质”的一篇论翻译名词的文章,虽内容与前所见者不相涉,但我又断定必为同一个人。此时始终不知道其真姓名为谁。

后来访知其真姓名为章士钊,我所判断不同笔名实为一个人者果然不差。清廷退位后,孙中山以临时总统让位于袁世凯,但党(同盟会)内决议定都南京,要袁南下就职,《民立报》原为党的机关报,而章先生主持笔政,却发表其定都北京之主张。党内为之哗然,又因章先生本非同盟会会员,群指目为报社内奸。于是章先生乃不得不退出《民立报》,自己创办一周刊标名《独立周报》,发抒个人言论。其发刊词表明自己从来独立不倚independent的性格,又于篇末附有寄杨怀中先生(昌济)长达一二千字的书信。书信内容说他自己虽同孙(中山)、黄(克强)一道奔走革命,却不加入同盟会之事实经过(似是因加入同盟会必誓言忠于孙公并捺手指印模,而他不肯行之)。当时他所兄事的章太炎、张溥泉两位,曾强他参加,至于把他关锁在房间内,如不同意参加便不放出(按此时他年龄似尚不足二十岁),而他终不同意。知此事者不多,怀中先生却知道,可以作证。《独立周报》发刊,我曾订阅,对于行严先生这种性格非常喜欢。彼此精神上,实有契合,不徒在文章之末。其后,章先生在日本出版《甲寅》杂志,我于阅读之余,开始与他通信,曾得答书不少,皆保存之,可惜今尽失去。其时正当孙黄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图谋帝制,人心苦闷,《甲寅》论著传诵国内,极负盛名。不久章先生参预西南倒袁之役,担任军务院秘书长。袁倒黎继,因军务院撤销问题,先生来北京接洽结束事务,我们始得见面。但一见之后,即有令我失望之感。我以为当国家多难之秋,民生憔悴之极,有心人必应刻苦自励,而先生顾以多才而多欲,非能为大局负责之人矣。其后细行不检,嫖、赌、吸鸦片无所不为,尤觉可惜。然其个性甚强,时有节概可见,九十高龄犹勤著述(我亲见之),自不可及。

十六、思想进步的原理

思想似乎是人人都有的,但有而等于没有的,殆居大多数。这就是在他头脑中杂乱无章,人云亦云,对于不同的观点意见,他都点头称是。思想或云一种道理,原是对于问题的解答。他之没有思想正为其没有问题。反之,人之所以有学问,恰为他善于发现问题,任何微细不同的意见观点,他都能觉察出来,认真追求,不忽略过去。问题是根苗,大学问像是一棵大树,从根苗上发展长大起来;而环境见闻(读书在其内)、生活实践,则是它的滋养资料,久而久之自然蔚成一大系统。思想进步的原理,一言总括之,就是如此。往年曾有《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一篇讲演词(见于商务馆出版的《漱溟卅后文录》),又旧著《中国文化要义》书前有一篇《自序》均可资参看。

十七、东西文化问题

我既从青年时便体认人生唯是苦,觉得佛家出世最合我意,茹素不婚,勤求佛典,有志学佛,不料竟以《究元决疑论》一篇胡说瞎论引起蔡元培先生注意,受聘担任北大印度哲学讲席。这恰值新思潮(“五四”运动)发动前夕。当时的新思潮是既倡导西欧近代思潮(赛恩斯与德谟克拉西),又同时引入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我自己虽然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环境气氛却对我这讲东方古哲之学的无形中有很大压力。就是在这压力下产生出来我《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这书内容主要是把西洋、中国、印度不相同的三大文化体系各予以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适当的位置,解决了东西文化问题。

十八、回到世间来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人生思想上归结到中国儒家的人生,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是我青年以来的一大思想转变。当初归心佛法,由于认定人生唯是苦(佛说四谛法:苦、集、灭、道。),一旦发现儒书《论语》开头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苦字,而乐字却出现了好多好多,不能不引起我极大注意。在《论语》书中与乐字相对待的是一个忧字。然而说“仁者不忧”,孔子自言“乐以忘忧”,其充满乐观气氛极其明白;是何为而然?经过细心思考反省,就修正了自己一向的片面看法。此即写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由来,亦就伏下了自己放弃出家之念,而有回到世间来的动念。动念回到世间来,虽说触发于一时,而却是早有其酝酿在的。这就是被误拉进北京大学讲什么哲学,参入知识分子一堆,不免引起好名好胜之心。好名好胜之心发乎身体,而身体则天然有男女之欲。但我既蓄志出家为僧,不许可婚娶,只有自己抑制遏止其欲念。自己精神上就这样时时在矛盾斗争中。矛盾斗争不会长久相持不决,逢到机会终于触发了放弃一向要出家的决心。机会是在1920年春初,我应少年中国学会邀请作宗教问题讲演后,在家补写其讲词。此原为一轻易事,乃不料下笔总不如意,写不数行,涂改满纸,思路窘涩,头脑紊乱,自己不禁诧讶,掷笔叹息。既静心一时,随手取《明儒学案》翻阅之。其中泰州王心斋一派素所熟悉,此时于东崖语录中忽看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蓦地心惊:这不是恰在对我说话吗?这不是恰在指斥现时的我吗?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决然放弃出家之念。是年暑假应邀在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题,回京写定付印出版,冬十一月尾结婚。

自述

我的自学小史上,正映出了五十年来之社会变动,时代问题。倘若以我的自述为中心线索,而写出国最近五十年变迁,可能是很生动亲切的一部好史料。

就以人生问题只烦闷不解,令我不知不觉走向哲学,出入乎百家。然一旦于人生道理有所会,则亦不复多求。假如视哲学为人人应该懂得的一点学问,则我正是这样懂得一点而已。

人之所以有学问,恰为他善于发现问题,任何微细不同的意见观点,他都能觉察出来,认真追求,不忽略过去。问题是根苗,大学问像是一棵大树,从根苗上发展长大起来;而环境见闻(读书在其内)、生活实践,则是它的滋养资料,久而久之自然蔚成一大系统。

我实在没有旁的,我只是好发生问题?尤其易从实际人事上感触发生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外人看我像是在谈学问,其实我不过好用心思来解决我的问题而已,志不在学问也。

1938年我访问延安。……曾与毛主席会见八次,其中两次作竟夜谈。关于对就中国的认识,意见不同,多有争论。但他从敌友我力量对比、强若转化、战争性质等分析入手,说明中国必胜、日本必败问题,令我非常佩服。

我始终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许久,我是什么人?我大概是问题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