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过去，布鲁诺越来越清楚，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不可能回到柏林的家了，不能在从前那个舒适的家里从楼梯的扶手上滑下来，也不能见到卡尔、丹尼尔和马丁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开始逐渐适应“一起出去”了，对他的新生活也不再感觉到不快。毕竟，他再也不是没人可以说话了。每天下午下课后，布鲁诺都会沿着铁丝网走很长一段路，然后坐下来和他的新朋友希姆尔聊天，直到回家。这些弥补了他所失去的在柏林的美好时光。
一天下午，当他在厨房往口袋里装面包和奶酪的时候，玛丽娅走进厨房，停下来看着他。
“你好，”布鲁诺说，努力装得若无其事。“你吓了我一跳。我没听见你进来。”
“您又吃东西了，是这样吗？”玛丽娅笑着问。“您已经吃过午饭了，不是吗？还是觉得饿？”
“有一点儿，”布鲁诺说。“我要出去走走，于是我想带点吃的在路上。”
玛丽娅耸耸肩，走向炉子，把一锅水放在炉子上烧。灶台的旁边放着一堆土豆和胡萝卜，等着下午帕维尔来削。当布鲁诺正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看到这些蔬菜，脑子里闪出一个经常困扰他的问题。他之前没有问过谁，但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还有一个很适合的人。
“玛丽娅，”他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女仆转过身来，惊讶地看着他。“当然，布鲁诺主人，”她说。
“如果我问了你，你发誓不告诉别人我问过你，好吗？”
她一脸犹疑地眯着眼睛，但是点了点头。“好的，”她说。“您想知道什么？”
“关于帕维尔的。”布鲁诺说。“你认识他的对不对？就是那个来这里削蔬菜皮，在餐桌旁服务的人。”
“哦，是的，”玛丽娅笑着说。她的声音听起来放松了下来，这样的问题没什么严重的。“我知道帕维尔，我们经常聊天，你为什么问起他？”
“嗯，”布鲁诺说，字斟句酌的，生怕说出不该说的话，“我们来到这里以后，我在橡树下做了一个秋千，从上面掉了下来，伤了膝盖，你还记得吗？”
“是的，”玛丽娅说。“它没有再伤着您吧？”
“没有，不是这个问题，”布鲁诺说。“是当我受伤的时候，帕维尔是当时唯一在家的大人，他把我带到这里来，清洗了伤口，涂了绿色的药水。那药水有些疼，但我想会让伤口好一些，然后他给我缠上了绷带。”
“换成任何一个人都会这么处理伤口的。”玛丽娅说。
“我知道，”他继续说。“就在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他根本不是个侍从。”
玛丽娅的脸有点僵住了，沉默了一会儿。相反，她看向别处，舔了舔嘴唇，然后点点头。“我知道，”她说，“他说他的真实身份了吗？”
“他说他曾经是个医生，”布鲁诺说。“这听起来根本就不是真的。他不是一名医生，是吗？”
“不是，”玛丽娅说，摇摇头。“他不是一名医生。他是一名侍从。”
“我就知道，”布鲁诺说，为自己感到高兴。“那他为什么对我说谎？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帕维尔不再是医生了，布鲁诺，”玛丽娅平静地说。“但是他曾经是。在另一种生活里。在他来这里以前。”
布鲁诺皱着眉左思右想。“我不明白，”他说。
“我们几乎都不明白。”玛丽娅说。
“但是，如果他曾经是一名医生，那为什么现在不是了？”
玛丽娅叹了一口气，朝窗外看了看，确信没有人过来，然后向椅子点了点头，示意他们两人坐下来。
“如果我把帕维尔以前的生活经历告诉您，”她说，“您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您明白吗？否则我们都会有麻烦。”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布鲁诺说，他喜欢听一些秘密的事情，而且一般都会守口如瓶，几乎从不散布，当然除了十分必要的情况，当他别无选择的时候。
“那好吧，”玛丽娅说。“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您。”
那天，布鲁诺迟到了，但是像往常一样，他的新朋友盘着腿坐在地上等他。
“很抱歉我来晚了，”他说着，把一些面包和奶酪从铁丝网递了过去——虽然他吃了几口，不过还是剩了一点。“我跟玛丽娅聊了一会儿。”
“谁是玛丽娅？”希姆尔问，他狼吞虎咽地，顾不得抬头。
“她是我们家的女仆，”布鲁诺解释道。“她非常好，虽然父亲说她的薪水过高了。但是，她告诉了我关于帕维尔的事，帕维尔是一个来我们家削蔬菜、在餐桌旁服务的人。我想他也住在你们那一边。”
希姆尔不吃东西了，抬起头看了一会儿。“在我们这一边？”他问。
“是的。你知道他吗？他很老，在餐桌旁服务的时候穿一件白色的夹克。你可能见过他。”
“没有，”希姆尔说，摇摇头。“我不认识他。”
“但是你肯定认识，”布鲁诺生气地说，好像是希姆尔故意在和他顶嘴。“他不像一般大人那样高，一头银灰色的头发，有点驼背。”
“我想你不知道我们这边住着多少人，”希姆尔说。“成千上万。”
“但是，他有名字，帕维尔！”布鲁诺坚持说。“当我从秋千上掉下来的时候，是他帮我清洗伤口以免感染，还给我的腿绑了绷带。不管怎样，我跟你说他，是因为他也是波兰人。像你一样。”
“这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波兰人，”希姆尔说。“虽然有的人来自波兰以外的其他地方，例如捷克斯洛伐克，还有——”
“是的，但是正因为这样，我才以为你可能认识他。不管怎样，他在他家乡的时候，是一名医生，但是来到这里以后，就不准他当医生了。如果我父亲知道是他帮我处理的伤口，那么就麻烦了。”
“士兵们不像普通人，”希姆尔说，吞下最后一口面包。“做事的方式与普通人完全不一样。”
布鲁诺点点头，虽然他不是很明白希姆尔的话，他抬头看着天空。过了一会儿，他看着铁丝网的那一边，问了一个心中长久祈祷的问题。
“你知道你长大了以后想做什么吗？”他问。
“是的，”希姆尔说。“我想在动物园里工作。”
“动物园？”布鲁诺问。
“我喜欢动物。”希姆尔平静地说。
“我要成为一名士兵，”布鲁诺坚定地说。“像父亲一样。”
“我不想成为士兵，”希姆尔说。
“我并不是想成为像柳特伦特·科特勒那样的士兵，”布鲁诺马上说。“不是那种到处走来走去好像是他的地盘，跟你的姐姐说笑，跟你的母亲说悄悄话的那种士兵。我想他根本就不是个好士兵。我是说我想成为父亲那样的士兵，一名好士兵。”
“没有好士兵。”希姆尔说。
“当然有。”布鲁诺说。
“谁？”
“嗯，父亲，就是一个。”布鲁诺说。“所以他有一身特别棒的军装，每个人都称他为将军，按他说的话去做。元首也委派给他非常重要的任务，因为他是一名好士兵。”
“没有好士兵。”希姆尔重复说。
“除了我父亲。”布鲁诺也重复说，他希望希姆尔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因为他不想和他争论起来。毕竟，这是他在“一起出去”的唯一的朋友。但是父亲就是父亲，布鲁诺不想让任何人说他的坏话。
两个男孩沉默了几分钟，谁也不想说会让自己后悔的话。
“你不知道这边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希姆尔最后低声说，他的话语布鲁诺几乎听不到。
“你没有姐姐吧？”布鲁诺马上问，假装没有听到希姆尔的话，因为他不想去回答。
“没有。”希姆尔说，摇摇头。
“你很幸运，”布鲁诺说。“格雷特尔只有十二岁，但她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其实她只是个‘无可救药’的人。她坐在窗前，如果看到柳特伦特·科特勒来了，她就会跑到楼下的厅堂，假装一直就在那里呆着。有一天我就看到她这么做了，当他进来的时候，她就跳起来说，‘哎呀，柳特伦特·科特勒，你怎么在这啊’，我知道事实，她其实就是在等他。”
布鲁诺说这些的时候并没有看希姆尔，不过当他抬眼看希姆尔的时候，发觉他的气色比平时更差了。
“怎么了？”他问。“你看起来快要生病了。”
“我不想谈论他。”希姆尔说。
“谈论谁？”布鲁诺问。
“柳特伦特·科特勒。他让我感到害怕。”
“他也让我有点害怕。”布鲁诺承认。“他是一个恶霸。闻起来很可笑，因为他喷了太多的古龙水。”这时候，希姆尔开始轻微地发抖，布鲁诺看了看四周，好像他只能看到但不能感到天气是不是很冷。“怎么了？”他问。“并不太冷，不是吗？你应该带一件短上衣，知道吗。现在晚上越来越凉了。”
后来那天晚上，布鲁诺很失望地发现柳特伦特·科特勒和他、母亲、父亲，还有格雷特尔共进晚餐。帕维尔和平时一样，穿着白色夹克，站在餐桌旁服务。
布鲁诺看着帕维尔在围着餐桌忙碌，看起来很忧伤。布鲁诺想，帕维尔穿的这件侍从穿的白色夹克，是否跟他以前当医生的时候穿的白大褂一样。他把盘子拿过来，放在每个人面前，当大家进餐、谈论的时候，他就后退到墙边，保持绝对的安静，眼珠子动也不动，就好像睁着眼睡着了。
无论餐桌上谁需要什么，帕维尔总是在第一时间送到，但是，布鲁诺越看他，越觉得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他好像显得一周比一周更矮小，他脸颊上的颜色好像完全被抽干了样。他的眼睛饱含泪水，布鲁诺想，只要他一眨眼，眼泪就会如山洪般倾泻出来。
当帕维尔端着盘子出来的时候，布鲁诺不禁注意到，帕维尔的手在盘子的重量下轻微地抖动。当他回到他站立的位置的时候，身体好像要摇晃了，而不得不用一只手压在墙上以支撑身体。
母亲要加汤说了两次他才听见，还有一次拿着没有开启的酒瓶给父亲到酒。
“赫尔·里兹不让我们读诗歌和话剧。”上主菜的时候，布鲁诺抱怨说。当与客人一起用餐的时候，家里人都会穿得很正式——父亲穿着军装，母亲穿着绿色的裙子，跟她的眼睛很配，格蕾特尔和布鲁诺穿着在柏林去教堂的时候穿的衣服。“我问他，我们是否可以每周读一次，但是他说不行，只要他教我们课就不行。”
“我敢肯定，他一定有他的理由。”父亲说，吃着一只羔羊腿。
“他要我们做的就是学习历史和地理，”布鲁诺说。“我开始恨历史和地理了。”
“请不要说恨字，布鲁诺。”母亲说。
“你为什么恨历史？”父亲问，把他手中的叉子放下来，看了餐桌对面的儿子一会儿，布鲁诺正在耸肩，这是他的一个坏习惯。
“因为枯燥。”他说。
“枯燥？”父亲说。“我的儿子说历史枯燥？我来告诉你这个，布鲁诺，”他继续说，身体前倾，用一只餐刀指着这个男孩。“是历史让我们来到这里。如果没有历史，就没有你我现在坐在这个餐桌边了。我们会安全地在柏林家的餐桌边，但是我们在这里改写历史。”
“还是枯燥。”布鲁诺说，没有听进去父亲的话。
“您得原谅我的弟弟，柳特伦特·科特勒，”格雷特尔说，一只手在他的胳膊上搭了一会儿，这个举动让母亲眯起眼瞪着她。“他是一个很无知的小男孩。”
“我不无知，”布鲁诺生气地说，他已经受够了她。“您得原谅我的姐姐，柳特伦特·科特勒，”他礼貌地加了一句，“她只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我们也拿她没办法。医生们说谁也帮不了她。”
“闭嘴。”格蕾特尔说，满脸通红。
“你闭嘴。”布鲁诺坏笑着说。
“孩子们，请停下。”母亲说。
父亲用他的餐刀敲击桌子，于是每个人都安静下来。布鲁诺偷偷往父亲那边瞥了一眼，他其实并不是很生气，但是看起来像是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争论了。
“我小时候很喜欢历史，”寂静片刻之后，柳特伦特·科特勒说。“虽然我的父亲是一位大学的文学教授，相对于文学，我还是比较喜欢社会学。”
“我怎么不知道啊，科特，”母亲说，转过脸来看着他。“他还在教书吗？”
“我想是的，”柳特伦特·科特勒说。“其实我并不太清楚。”
“嗯，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她问，向他皱眉。“你跟他没有联系了吗？”
年轻的柳特伦特嚼着满嘴的羊肉，这给了他机会思考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看着布鲁诺，好像很后悔把话题引到了这上面来。
“科特，”母亲再次发问，“你跟你的父亲没有联系吗？”
“没有什么联系，”他回答，不情愿地耸耸肩，并没有转过头来看母亲。“他几年前离开德国了。1938年，我想，自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
父亲停下用餐，看了柳特伦特·科特勒一会儿，微微皱眉。“那他去哪里了？”他问。
“很抱歉我没听清楚，赫尔将军，您能再说一遍吗？”柳特伦特·科特勒问，虽然父亲的话清晰无比。
“我问你他去哪了？”他重复了一遍。“你的父亲，文学教授。他离开德国去哪里了？”
柳特伦特·科特勒的脸有点红了，说话磕磕巴巴。“我想……我想他现在应该在瑞士，”他最后说。“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在伯尔尼的一所大学里任教。”
“哦，瑞士的确是个美丽的国家，”母亲马上说。“虽然我从来没去过那里，但是我听说——”
“他不会很老，你的父亲，”父亲说，他低沉的声音让他俩都不敢说话了。“我想你只有……天？17岁？18岁？”
“我马上就19岁了，赫尔将军。”
“那你的父亲应该是……四十多岁，我想？”
柳特伦特·科特勒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吃东西，虽然他看起来吃得一点也不香。
“奇怪，他怎么没有留在祖国。”父亲说。
“我们并不亲密，我的父亲和我，”柳特伦特·科特勒马上说，扫视了一眼餐桌，好像欠了大家一个解释。“真的，我们好几年没说话了。”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我可以问吗？”父亲继续发问，“在祖国最辉煌、最生死攸关，在我们每个国人都应该义不容辞为民族复兴作贡献的时候，却离开了她。难道他感染了肺结核吗？”
柳特伦特·科特勒盯着父亲，父亲的话让他一头雾水。“您能再说一遍吗？”他问。
“他去瑞士呼吸新鲜空气吗？”父亲解释说。“或者，他离开德国还另有原因？在1938年。”过了一会父亲又加了一句。
“我恐怕不知道，赫尔将军，”柳特伦特·科特勒说。“您应该去问问他。”
“嗯，那样做比较困难，不是吗？他离得太远了，我的意思是。但是，可能的确是，他可能生病了。”父亲再次拿起刀叉重新开始吃饭前，犹豫了一下。“或者，可能他……持有不同政见。”
“不同政见，赫尔将军？”
“违抗政府。这样的故事我们听得太多了。激进分子，我猜。有些人捣乱，有些人叛国，还有些人是懦夫。当然，你已经表明了你的立场是高于令尊的，不是吗，柳特伦特·科特勒？”
年轻的柳特伦特张大嘴，咽了一口，虽然他嘴里什么也没有。
“没关系，”父亲高兴地说。“可能这个话题不太适合在餐桌上讨论。我们日后可以深入探讨一下。”
“赫尔将军，”柳特伦特·科特勒说，急不可耐地往前倾，“我能向您保证——”
“这不适合在餐桌上讨论，”父亲干脆地重复，马上让他安静了下来，布鲁诺来回看着这两各人，对这种气氛感到既享受又惊恐。
“我想去瑞士。”很长一段寂静后，格蕾特尔说。
“吃你的饭，格蕾特尔。”母亲说。
“我只是说说！”
“吃你的饭。”母亲重复道，还想说些什么，但是被父亲召唤帕维尔的声音打断了。
“你今晚是怎么了？”父亲问，帕维尔又拿着一瓶没有打开的酒瓶过来倒酒。“这是我第四次等你添酒了。”
布鲁诺看着他，希望他没事，虽然他已经顺利地拔出了酒瓶塞。但是，当他为父亲斟满酒，转而为柳特伦特·科特勒的杯子添酒时，酒瓶突然从他的手中滑落，打碎了，酒就这样咕噜咕噜咕噜地泼在了那各年轻人的腿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大家意想不到，也让人感到极不愉快的。柳特伦特·科特勒对帕维尔大发雷霆，没有一个人——布鲁诺没有、格蕾特尔没有、母亲没有，甚至连父亲也没有——阻止他，虽然每一个人都不应该视而不见。甚至，布鲁诺都吓哭了，格蕾特尔也吓得脸色惨白。
后来，那天晚上，布鲁诺上床睡觉的时候，想了想刚才餐桌上发生的一切。他还记得他做秋千的那个下午，帕维尔是多么慈祥，他是怎样帮他的膝盖止血，那么温柔地帮他涂绿色的药水。他意识到，父亲虽然总是那样一个和蔼周到的人，但还是没有阻止柳特伦特·科特勒那样对帕维尔发脾气，如果这就是在“一起出去”理所应当发生的事情，那么他就不能再认同任何人或任何事；事实上，他只能安静地闭上嘴巴，不添麻烦就行。某人可能不喜欢这样。
他在柏林的曾经的生活，现在似乎只是遥远的记忆，而他几乎都想不起来卡尔、丹尼尔或马丁的模样了，只记得其中一个人长得像块生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