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被绿林军推翻之后，有着汉朝血统的刘秀在家乡乘势起兵，建立了东汉。
到了东汉末年，汉献帝禅让给曹丕的故事，《三国演义》里写得很清楚，不过汉献帝应该没有那么傻，当然了，不能用雄才伟略才形容他，但他肯定不是一个昏庸的君主，所以才能活到禅让的那一天。大家想一想，有多少人在盯着汉献帝，他只要稍微走错一步，或是稍微折腾点事出来，根本连命都保不住，就别提保不保得住皇位了。
其实汉献帝也不是一次都没折腾过，当他被曹操控制的时候，曾经搞了一出“衣带诏”的戏码。他用鲜血写了一封诏书，秘密传给董承，让董承张罗人来谋杀曹操，最后被曹操识破的时候，他居然能很好地把这件事圆回来，不仅保住了自己的命，还娶了曹操的三个女儿。
汉献帝让位给曹丕的过程，几乎是完全拷贝了王莽的那一套流程，只是没像王莽那样一连退让了几十次，惹得大家心烦，曹丕退让三次就都接受了。先是御赐九锡、车马，着剑履上殿，见到汉献帝了也不用下跪等，接着就是天降祥瑞。每次到了这种环节，南方总能冒出一个小国家来，神奇地发现了一对朱雀，预兆着曹丕应该如何如何。所以曹丕退让三次，又被继承了魏王之位，有了自己的封地，在自己的封地里行使皇帝的权力，然而祥瑞还是没完没了，最后汉献帝说，我求你了，反正你们曹家养了我这么多年，你就别这么麻烦地折腾了，我赶紧禅让给你得了。虽然曹皇后因为交玉玺的事骂了曹丕一顿，但最后汉献帝还是禅让给了曹丕。
包括王莽在内，最开始禅让成功的这两朝，虽然是用了很虚伪的方式登上皇位，但还是继承了大量的礼义仁德的美德的，再加上禅让之前，整个天下的实权其实就已经掌控在王莽和曹家人手里多年了，禅让之后他们完全能控制住局势。曹丕登基成为皇帝后，对汉献帝还是不错的，封他为山阳公，在今天的河南焦作那块地方，汉献帝依然享受着皇帝的待遇，还继续给你行天子礼，你可以继续使用天子的马车，享受天子的乐舞，甚至可以把汉朝的宗庙都移到山阳去，每年祭祀的时候也可以使用天子礼，上书给皇帝的也不用称表。在古代，臣对君上书是必须称表的，比如《出师表》，皇帝给山阳公回信也不称诏，意思就是，咱俩都是皇帝，彼此之间不使用君臣礼。汉献帝在山阳正儿八经地生活了十三四年，最后得到了善终。这就跟近代的时候民国给清皇室的待遇是一模一样的，溥仪最后在紫禁城里继续当他的皇帝。
魏朝之后的禅让，就没有这么多美德了。有一句著名的俗语叫作“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讲的就是接下来的禅让。曹魏的四代托孤辅政大臣司马懿掌握了天下的实权，但他觉得自己不能篡位，因为曹家有恩于他，他的大儿子司马师也没有篡，想把皇位留给弟弟司马昭，结果司马昭想了想说，反正全天下的权力都掌握在咱们家，也不急着篡位，慢慢玩，于是司马昭就一点点把司马家往上封，先封晋公，然后封晋王。
曹家已经延续到第四代皇帝，香火日衰，根本无力跟司马家斗了，没想到这时居然出了一个挺带劲的皇帝，叫曹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名字的关系，这位曹髦皇帝19岁那年，突然在皇宫就奓毛了，义愤填膺地说，我这一辈子与其给司马家当傀儡，不如豁出去跟他们拼了，就算我变成曹家的英烈，也不能让他们从我手里把传国玉玺夺走。总之，曹髦抵死不肯在自己手里把曹家的天下禅让出去，于是他亲自穿上了盔甲，大呼小叫召集了贴身的所有太监和侍卫，一共也就几百号人吧，开始讨伐司马家。
大家想想，当时满天下都已经是司马家的耳目了，曹髦的行动司马昭很快就知晓了。不过曹髦毕竟是一朝天子，就算他只带着几百号人，也没人敢杀他，而且司马家经营了这么久，就是为了不背上弑君的罪名。司马昭心想，我的爸爸，我的哥哥，拼了一生不就是为了名正言顺地得到天下吗？谋划了两代人的大业不能断送在我手里啊。不过，虽然我不能弑君，但不代表别人不可以啊。于是，司马昭让手下人暗中找了个武士，当场杀了曹髦。
皇帝曹髦被杀了，第一个扑到尸体上哭的居然也是司马家的人，是司马昭的叔叔司马孚。这位司马孚也很有意思，他从司马懿开始，就坚决反对司马家篡权，轮到两个侄子的时候，他依然坚决反对，如今看到君真的被弑了，司马孚号啕大哭，边哭还边指向司马昭，言辞凿凿地说，你必须把弑君的人杀了，否则我们司马家的名节就要毁在你的手上！司马昭被他叔叔逼得没办法，只有亲手把他自己安排的弑君者给杀了。其实全天下人都知道真相，但表面上司马昭还成了诛杀凶手的功臣。
一直到了司马家的第三代掌权的时候，剧情才有了大进展。这位第三代名叫司马炎，他说我的爷爷、大伯和爸爸都太客气了，磨蹭了两代人还没搞定这件事，我直接把一套礼节操办完了登基吧！于是曹魏的最后一任小皇帝——曹奂，乖乖地协助司马炎办了禅让的一切手续，封公封王，推辞三次，天降祥瑞。最搞笑的是，还没等司马炎推辞完三次呢，曹奂都已经搬出京城了，去了封给他的陈留，当他的陈留王去了。曹奂心里想，我还是早点走吧，万一走晚了，再闹出点什么事就不好了。
司马家对曹家也还是不错的，陈留王在自己的封地上享受的待遇和汉献帝一模一样，好好地活了37年。总之，魏晋这两朝的禅让还是充满了名士之风，篡位者本身都出身自世家大族，受过很好的教育，即使登上了皇位，也不诛杀前朝的皇帝，而且自己承诺给前朝皇帝的封赏和待遇，也都能兑现得挺好。
但从魏晋之后，后世的禅让就做不到这么好了，曹奂应该就是中国禅让史上最后一个得到善终的前朝皇帝。在我的记忆里，中原地区的王朝从魏晋之后就没有得到善终的前朝皇帝了。除此之外，魏晋篡权后还能做到十分难得的一点，就是在自己的国史上承认和尊重前朝。
新王朝建立起来以后，总要写写国史。中国的皇帝无比重视自己在后人心目中的形象，他们之所以善待前朝皇帝，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想让自己给后人留下一个美名。晋朝建立后，皇帝召集群臣，准备记录一下晋的国史，皇帝问大家，咱们晋是从哪天开始的？有些溜须拍马的人就回答，当然得从司马懿开始，因为您司马炎当了皇帝，从您往上，您的爷爷和爸爸也都得追封为皇帝，比如武帝、太祖、太宗、高祖、高宗等谥号。
皇帝听完后微微颔首，心想是这么个道理，因为我爷爷司马懿就已经奠定晋朝根基了，晋朝理所当然应是从我爷爷开始的。没想到晋朝的史官相当铁骨铮铮，毫不畏惧地跟皇帝谏言说，如果从您爷爷开始算，那咱们这个王朝就相当于篡权得来的了，因为您爷爷那时候，曹魏还有年号呢，您是用曹魏的年号，还是自己创立一套年号？如果您自己发明一套年号，不就是否定了前朝的存在吗？身为一名史官，我不能这么记录历史，我必须记录当时的真正年号，这样的国史才有价值。我建议将您登坛接受禅让的那一天，作为晋朝的纪元元年，您是晋朝的第一个皇帝，我们的历史也从元年开始记录，从那之前的依然还是曹魏。
听完史官的话，其他官员都吓傻了，心说这为史官的胆子太大了，居然让皇帝把自己的爷爷和爸爸的存在都否定了。没想到皇帝居然同意了，说史官说得很有道理，就按他说的办，我们晋朝就从我禅让登基的那一天开始，我爷爷、爸爸和叔叔他们，只给他们追封一个帝号就可以了，就不用给他们年号了。
所以大家现在回头看魏晋的国史，都是按皇帝禅让的那一天开始的，当然这些国史的正本都失传了，但能找到大量抄录的片段。然而，这两朝也就是禅让史上最后的名士之风了。
魏晋之后是南北朝。南朝这边，由于整个天下不都是它的，而且还一直处于弱势，虽然偶尔出现个祖逖北伐、淝水之战、萧道成、梁武帝等，但其实都没有形成太大的气候，在禅让这件事上也做得越来越恶劣了，甚至开始在一整套的禅让流程里，加了最极端的一项——杀前朝皇帝，这个先例一开，禅让制度就慢慢走向了不归路。因为一旦你开始杀前朝皇帝，以后所有的禅让，就再没有谦谦礼让了，所有人面临的都是你死我活，为了保住王位，所有人都要赴死一搏，因为失败就意味着死亡。
但南朝也有南朝的苦衷，它不杀前朝的皇帝也不行，之前的曹家和司马家，在篡位前就几乎掌握了天下所有的权力，根本不用杀前朝皇帝，好好养着还能让后人传诵自己的美名。而到了宋、齐、梁、陈的时候，一是北方有强敌，二是自己不稳固，所以只要禅让结束，多则几个月，少的一天都不到，就把前朝皇帝杀了。而且禅让制有一个很明显的漏洞，当你是皇帝的时候，我杀了你，我就是弑君，但现在我是皇帝，你只是我封的一个臣子，我杀你就是天经地义了。当然并没有人公开杀前朝皇帝的，都是暗中动手，比如投毒，或者活活饿死，等等。
除了杀前朝皇帝，第二个恶劣的先例也开始了，那就是书写本朝国史的时候，不再以禅让这一天作为本朝的开端，也不再使用前朝的年号了。如果继续沿用前朝的年号，那么整个帝国就有了延续性，一个个的朝代顺次传承下来，大英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是如此。可到了宋齐梁陈的时候，不再从禅让开始记录国史，而是从皇帝的爸爸开始算，既然已经追封了皇帝的爸爸为什么帝、什么祖、什么宗。总而言之，从此之后的新王朝就越来越不像话。
其实所有的大帝国到了晚期，都是如此，越衰落越不像话，越不像话越胡来，越胡来就越衰落。等到了陈的时候，所谓的礼义道德已经荡然无存，直接拿自己家的姓当朝代名字了。在中国历史上，从夏商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像陈这么没有廉耻的，因为中国自古以来都要遵守古理，比如前面的朝代叫宋、齐、梁，那是因为以前就有。到了陈，开国皇帝名叫陈霸先，这名字听起来就带有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他先当了政，自立为帝，也不用费心思想什么名字，干脆直接就用自己的姓，将新朝代命名为大陈。延续了800多年的华夏第一帝国，就在陈朝彻底灭亡了。
华夏第一帝国跟罗马帝国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其实最像的就是都没有科举制度，普通老百姓没有上升的阶梯，所以权力都掌握在贵族和皇帝手中，皇帝没有绝对的权力，叫作“皇帝跟贵族共治”。整个华夏第一帝国从汉朝开始到大陈灭亡，只有极少数的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比如汉武帝。而且这期间的皇帝也没有拿手下的大臣当奴才，因为他是皇帝，不是奴隶主，甚至也没有把三公和卿相们当作雇员，一切都还是非常清楚的，田亩税由贵族和大臣们来支配，而盐铁山林渔工商的税收归朝廷和皇帝支配。所以整个第一帝国的皇权还不是那么专制，而是跟贵族共治。
汉朝的时候封了王，后来闹出了“七王之乱”，后来就不搞这种封建分封了，而是氏族大家共治。为什么呢？因为汉朝开始用察举制来选拔官员。察举是什么意思？“察”就是上边派下来一个巡视组，东看看西看看，最后挑选出一个人，说这个人不错，让他当官吧；“举”就是从下往上进行推举，比如有人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大德之人王莽，这个人因为有德行，把自己的儿子都逼死了，我们推举他来当官。听起来，察举制是一种非常公平的选拔方式，事实上并非如此。首先，由谁来举？普通的农民和老百姓肯定不行，他们连字都不会写。其次，被挑选出来的人又是谁？肯定主要是从选官家的亲戚和朋友里先挑。
一来二去，被选拔为官的人都是那几个大家族的亲戚和朋友，逐渐就出现了世家豪门，虽然选拔上去的官爵不能世袭，但事实上基本就是世袭的性质。因为到了我儿子那一辈，还是要实行察举制，所有当官的都是我家的亲戚和朋友，选来选去还是会选我儿子。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国时期的袁绍家，四世三公，意思就是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三公。
从法理上来讲，察举制追求的是“世家及身而终，贵族世袭亡替”，然而实际操作中，世家大族说，虽然我及身而终，但我儿子还是可以通过合法的选拔接替我的位置，我孙子也是如此。来来回回，实际掌权的都还是这些大家族的子孙。
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就会越来越腐败，因为老百姓没有上升的阶梯。春秋战国时期就相对好很多，“布衣立谈成卿相”，还有“士”这个阶层，但到了华夏第一帝国就没有了。所谓的“华夏第一帝国”，其实是可以称为封建帝国的，贵族与皇帝共治。罗马也差不多，皇帝跟元老院共同掌权，跟各种各样的将领和封疆大吏共同掌权。没办法，罗马实在是太大了。但它也有过一段美好的时期，皇权的轮替很接近我们的禅让制，但罗马的皇帝不是活着的时候让位给别人，而是许诺说，虽然你不是我的亲儿子，但你有才华、名声或军功，所以我认你当干儿子，等我死后把皇位让给你。罗马的这段黄金时代叫作“五贤王时代”或者“五贤帝时代”。
罗马的禅让，是皇帝得先认你当干儿子。但中国人不喜欢把皇位传给异姓，中国的皇帝得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你，最后把皇位禅让给你这个女婿。但不管怎么禅让，华夏第一帝国和罗马帝国最终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人民没有上升阶梯，世家豪门把控权力，越来越腐朽，最后走入灭亡。而且这两个帝国还有一个更像的地方，那就是罗马帝国到了后期，差不多是公元零年的时候，差不多也是王莽篡权的时候，耶稣诞生了，基督教开始在罗马帝国内汹涌地传播。罗马帝国最后的灭亡，其实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跟天气有关，当时刚好是全球变冷的一个小冰河时期。我们这边明朝灭亡的时候也有人说是因为气候变冷造成的。因为全球天气变冷，北方的民族没法生活了，快要冻死了，只能被迫南下，于是蛮族南下灭了罗马，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南下灭了明朝，建立了清朝。
但我觉得天气不是最重要的，气候变冷的时候多了，这只是一种外因，而导致一个帝国的灭亡，最重要的原因是其内部的腐朽，贵族的极权加速了腐朽。两种宗教的传播也极大地伤害了这两个帝国，罗马是受到基督教的冲击，而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佛教的最高峰。宗教一来，大家不再膜拜皇权和贵族了，人民心中最神圣的存在变成了上帝和释迦牟尼。
南北朝时期，有好几个皇帝自己都出家信佛了，最著名的有梁武帝，最后居然让政府来赎自己。因为他出家了，想要让他还俗，必须让国家捐助寺庙一亿钱，政府没办法，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硬着头皮拿出了一亿钱给寺庙，结果寺庙的产业越来越大，建造了更多的寺庙。华夏第二帝国时期的唐朝人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到了唐朝的时候，南朝留下来的寺庙还有那么多。信奉佛教的人越来越多，问题也接踵而至，那么多人都出家当和尚去了，谁去打仗？谁去种地？谁去纳粮？所有的社会资源都被调去建造佛堂和寺庙了，日常生活怎么维持？南北朝和罗马帝国都面临着这些严重的问题。
总而言之，不管是气候原因，还是宗教的冲击，华夏第一帝国和罗马帝国都走向了灭亡。而灭亡之后，两个帝国就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统治了欧洲1000多年。这1000多年有很多名字，有人说叫“欧洲的黑暗时代”，有人说叫“中世纪”，也有人说叫“中古时代”。不管叫什么名字，从罗马灭亡开始，到文艺复兴之间的漫长时间里，欧洲并没有走向科举制，而是分散成许多小的王国和公国，但这些王国和公国都共同信奉一个上帝。
在欧洲所有的小国家里，不管你是篡权也好，禅让也好，只要得到了教皇的承认，那你就是合法的皇帝。其实很多时候，教皇明明知道你是篡权者，但他依然出于某种目的而给你戴上皇冠。于是欧洲开启了真正的封建制度，有了选举，神圣罗马帝国开始选帝，英国有了《大宪章》，大宪章就是贵族开始限制国王的权力。2015年正好是大宪章产生800周年。
实际上，南朝和罗马帝国的灭亡，最本质的原因就是世家贵族的权力太大，而皇家的权力太小。所以，不能说限制皇家权力就一定是好事。现在有一种奇怪的思潮，很多人觉得只要限制王权、限制皇权、限制专制权力，这个时代就是进步的，这种思潮是片面的。英国用《大宪章》来限制王权，包括中国南朝的世族大家限制皇权，并不等于人民限制王权，不是为了让人民当家做主，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宪政”，它的目的是让人民当世家大族的奴隶，让人民到我的领地上来当我的私产，所以人民被剥削得更厉害了。到了南朝的时候，世家大族的征税已经到了十征六，在汉朝的时候，税是很低的，文景之治期间是三十税一，到了三国时期，连年战乱，国库紧缺，但也只是十五税一，或者十税一，因为中国地大物博嘛，政府十税一就能维持下去了。
到了世家大族掌控权力的时候，他们将大量土地和人民都变成了自己的私产，雇农的纳税已经到了十纳六的地步，而且这还是在农民有牛的情况下。在南北朝时期，牛是政府最大的利器，就像今天的房子一样，你今天买了一套房子，但这房子下面的土地是国家的，这房子你也只能住70年，70年后就要收回去。南北朝时期的牛也是一样，雇农要耕地，当然自己有一头牛最好了，若自己没有牛，国家就借给你一头，帮助你耕种，但到了该归还牛的时候，如果你还不出，那就要加倍罚款，而且如果你用了国家的牛，你的税就不是十纳六了，而是十纳八。所以，世家豪门限制了皇权，对人民没有什么好处，无非就是皇帝和豪门之间相互争夺由谁来剥削人民。
皇权或王权要求的是更多的人民给我纳税，更多的人民给我服役；而豪门或贵族要求的是更多的人民给我当农奴、家奴，更多的人民给我当私产。在南朝，人民都被世家豪门征去当家丁了，国家征兵都征不到人，国家的税收也收不上来，官员也委任不了。有一首诗里写“旧时王谢堂前燕”，这里面提到的王谢两家，就是南渡到南朝的最大的两个大世家。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大姓，有七八家，统称为“侨族”，都是从北方跟着皇帝一起南渡过来的，皇帝必须重赏他们，否则他们就向北朝投降。怎么重赏呢？首先得给我土地，这些人到了南朝就迫不及待地一通抢地、抢人民，然后就是把持住朝廷中的大部分官员。
当时的这几家侨族和南方的大氏族之间呈现出严重的不平等局面，特别像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后，跟着蒋介石一起去的大陆军公教人员，都严重歧视台湾本地人，台湾本地人不能当官，不能参加选举，土地也被掠夺，大陆的军公教人员，退休以后把钱存入银行，能得到18%的利息，台湾本地人的利息只有1%。东晋南渡到南朝之后，情况基本就是这样，所有侨族家的孩子，“二十弱冠秘书郎起步”。什么意思呢？就是世家大家的孩子，二十岁就能入朝当官，而且直接从部长秘书开始做起。而南方氏族家的孩子，“扬州无仆射，荆湘无京官”，仆射就是宰相的意思，也就是说，南方氏族家的后人，永远不能当上最高的官职，而且从湖南和湖北来的人，压根就不能进京来中央政府当官。
南方的大氏族推举有才华的人来面见皇帝，希望能得到官职，皇帝完全没有办法，只能两手一摊说，对不起，选官员这事我说了不算，您去王家和谢家问问，问问他们同不同意。南方的大氏族只能硬着头皮去王家和谢家，结果人家根本不让他进门，就算皇帝给你批条了我们也不搭理你。
通婚也是一样。侨族绝对不跟南方的大氏族通婚，除非侨族开始没落了，才能勉为其难地跟南方大氏族通婚，你成了我们家的女婿，就可以“二十弱冠秘书郎”了。这跟西方很像，只有没落了的英国贵族，才会娶美国有钱人家的女儿。南北朝的时候有一场重要的战乱叫“侯景之乱”，从北朝一直乱到南朝，先在北朝叛乱，打了一通，然后又投向南朝，当时南北朝划江而治，叛乱者只要失败，只要渡江投向另一头就行了。于是，侯景从北朝投向了南朝，他跟皇帝说，他想娶一个乌衣巷里的姑娘。所谓的“乌衣巷里的姑娘”，其实就是指王家和谢家的姑娘，因为两家都住在乌衣巷。结果皇帝跟侯景说，这两家的门第太高了，你高攀不起啊，我给你介绍一个江南大族家的女儿吧？侯景勃然大怒，他可是北朝的大将，投向南朝，他还挺谦虚，没说想娶公主，结果娶个世家的女儿都被拒绝了，皇帝还要给他介绍一个次一等门第的南方氏族女儿，真是太瞧不起人了。于是，侯景在南朝又叛乱了，侯景的叛乱极大地搅扰了南朝，皇帝信奉佛教并吃素，就是从梁武帝开始的，结果这位梁武帝被侯景活活饿死了。由此可见这王家和谢家有多厉害，因为不愿意让自家的女儿嫁给侯景这样的军人，就不惜付出皇帝被饿死的代价。
南朝的侨族特别讨厌，他们每天干什么呢？倾谈老庄之学。这些南朝的侨族不信赖儒家，因为他们觉得儒家太土了。什么叫贵族？就是只要是大多数人都会和喜欢的东西，我就坚决不能喜欢，如果你们家里都挂凡·高的画，我就不能挂，我偏要挂一幅你们都没听说过的画家的画。因为留在北方的氏族还是在继续搞儒学，所以南方的侨族看不上儒学，最后南方连政府的太学都没有了，因为太学是教儒学的，南方没有人来教这个，所有的南方世家侨族之间都在攀比老庄之学，倾谈玄学。
老庄之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学说呢？它奉行不治国，不教育人民。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用治国的意思，因为小鲜一碰就动了，只要不碰，放在那儿放着就行了，这样一切就师法自然了，教育人民也是同理，不用碰他们，让人民就那样就可以了。
儒家还是有一点正面的治国理论的，比如“修身齐家平天下”。而老庄的那一套玄学理论，在治国方面基本毫无用处，所以南朝的皇权被限制，就导致了人民被世家大族压迫得更悲惨，直接导致了国破家亡。所以，限制王权和皇权并非都是好事。英国的《大宪章》之后，王权被限制，人民沦为了贵族的奴隶，外境更为艰难。到了文艺复兴，甚至到了后面的工业革命前期，王权都要远比《大宪章》时代要强。王权其实并不绝对是坏事，因为它和今天所谓的专制根本是两回事。
我再举一个更贴切的例子，如果林肯和联邦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那美国还打什么南北战争？就任由南方的奴隶主随便奴役人民不就完了吗？就是因为林肯的权力大，联邦政府敢于突破宪法，敢于跟南方的大奴隶主开战，才能把人民从奴隶主的手中解放出来。
总而言之，华夏第一帝国和罗马帝国都灭亡了，但我们华夏民族的希望之光从北方升起来了，这就是接下来的华夏第二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