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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好河山可骑驴:中国之美在宋朝》一人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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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又一年,山花开落,岁月悠长。山外,却是急风骇浪,谁在步步进逼,谁又在釜底抽薪。

1085年,宋神宗赵顼驾崩,仅十岁的第六子赵煦继位,在祖母太皇太后高氏的垂帘听政下,开始了皇帝生涯。高氏很出色,精明能干而严谨守礼。女人执政,尤其后宫听政,往往政策上会趋向守旧。高氏立刻起用另一位顽固守旧派司马光,向新党新政开刀。所有变法措施,一一罢除,雷厉风行,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

山中的王安石,亦垂垂老矣,多年修身养性,早有心理准备,听到消息,夷然不以为意。直到“免役法”也被废止,才愕然失声:“亦罢及此乎?”徘徊良久,终于忍不住长叹了:“此法终不可罢也。”

司马光闲居十五年,今日重新主持朝政,也已风烛残年,只恨苍天不给自己多些时间,能把王安石的痕迹清除得更干净。这对当年好友,今日宿敌,在政治上做了最彻底的绝裂与对抗。

所有的争斗被时间来收拾。一年后的夏与秋,两人分头去世,享年67和65。司马光尚年长两岁。

高氏的清除行动,仍在继续。连变法期间,从西夏夺得的千里土地,亦交还西夏,以免动刀兵。于是内外升平,其乐洋洋,史称元祐之治。连辽、西夏亦称颂“女中尧舜”之名。唯一可惜的,对孙子赵煦及其出身寒微的生母太过严厉,弄得小孩子很憋屈,起了逆反心理,对祖母暗中怀恨,一腔少年心,都投入到对老爸宋神宗的怀想崇拜中了。终于熬到老祖母被死亡带走的那天,开始亲政的哲宗皇帝,立刻召回新党人士,八年流放时光,把他们个个变得形销骨立,神色阴冷,像从瘴雨蛮烟中回来的怨灵。

有了太后,皇帝的亲自率领,北宋自此陷入党争泥坑。元丰党人,元祐党人,互诟对方为小人。君子争原则,小人不过争名利,争意气而已。虽然起源于熙宁变法,实际上,谁都已经把变法的事给忘了。

只有一个人,在混乱中显示出了卓尔不群的风姿,或者说,不合时宜的傻瓜天赋。此人就是苏轼。党争中最倒霉的就是他。新党当政,旧党上台,都惨遭打压。

原因很简单,他不站队伍,他只说自己想说的话,结果,人人当他站错队伍。这次司马光废除的“免役法”,多年前,苏轼是反对的,并且力争,弄得王安石怒目。外放各地当地方官,转了十几年回来,他又改变想法了。说哎呀,那时候我偏见太深,太浅薄啦,仔细想想,这个免役法,其实还是不错的!于是站在朝堂上反对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你只想着打击报复,根本不管是非了吗?这次,司马光也怒目相向了,两人辩论多日,司马光可是大宋朝第一的认死理——哪里辩得过他,苏学士只得悻悻:什么司马光,你改叫司马牛好了。

可惜,这些笑话,大概也传不到病榻上王安石的耳里了。“司马牛”和“拗相公”,一世之英才,都不为私利,只为政见,依然斗到你死我活,政治的残酷,在于伤及灵魂,把人变得不再像自己。有几个人能像苏轼那样单纯,在恶劣的环境中还能开着没心没肺的玩笑?

苏轼的单纯,还在于他经常占着聪明,去口头刻薄别人,他完全坏在一张嘴上,玩笑就罢了,还总讲真心话,不分时间场合脸色。所以我怀疑,他一生这样倒霉,但到底得罪的是谁,敌人在哪里,估计到死他也弄不明白。

被王安石的新政,赶出京城十几年,还遇上了天降横祸的“乌台诗案”。说他用诗文谤讪新政。当然这种事苏轼是干过,可来得如此气势汹汹,必欲杀之而后快,完全是政治阴谋。李定、舒亶,主持此事的两名新进变法人士,年富力强,雄心勃勃,钻研数月,一心借苏轼将所有反对派一网打尽,连同司马光,范镇等人斩草除根。

如果不是神宗也觉得有些罪名罗织得搞笑,加上以太皇太后为首的保苏派大力求情,苏轼这条命,连同那根滑稽的舌头,可真要断送了。

在保苏派中,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就是隐居山间的王安石。得到消息后,他连夜派人驰书,直送皇城,请求道:“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抛弃政见,只为公道,只为惜才,这才是王安石所以为王安石。关于人的划分,并不在于阵营。

四年多以后,1084年夏天的某一日,半山园中,出现了一位特殊的访客,此人正当盛年,体硕微丰,言笑朗朗,却正是刚从黄州谪居地回来的苏轼。

苏轼,此时可称其为东坡先生了——带着家小在黄州东坡开荒种地,故自号为“东坡”。他此行是接到神宗皇帝手诏,移官河南汝州。皇帝说念苏轼黜居思过这么多年,也差不多了,可以拿出来将功补罪了。虽然官职微小且无实权,但从偏远的湖北,调到了京城门口,着实是个好兆头。大概,也预示着朝廷的新动作,对新旧两派人士的重新评估和使用。

东坡先生接旨当然要带着全家老小再次开路,可是他并没有直奔汝州,湖北到河南是向西北方向,他却沿着长江绕圈,硬是跑到了东南的江苏境内,还跑到了王安石的家里。

东坡先生一生做事单纯,但此举殊不可解。后来在路上奔波,幼子还染病死了,全家恸哭,上书朝廷,备说种种饥寒苦楚,实在是举家无力再行,请求就近到常州去居住。神宗皇帝竟然也很痛快地答应了。

我琢磨,东坡先生大概是终于长了点惊弓之鸟的政治智慧,发现皇帝这次,根本就是不怀好意。变法人士在耀武扬威,守旧派中坚分子司马光等在蛰伏,把自己拉出来,放在中间显眼地带是干什么?不会平白地,又当了炮灰吧?圣意难测,京城那是非之地,还是能躲一时是一时吧。

于是想出了这么个拖延的主意。去见王安石,一个可能是表示感谢;还有的确好奇,这个政治大对头是怎样的人;再呢,就是想探探风声,现在局势到底怎么样啊?

经历了乌台诗案的磨难和黄州的历练,东坡先生已经不是逮谁都讲真心话了。信任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怕连累别人。乌台诗案中,仅因收到他一首赠诗就跟着获罪的朋友也有的啊。

别人不可见,不敢见,但王安石不妨去见。王安石此时以老宰辅之身退居山林,正该避嫌,不与朝中人多加往来,却也欣然见了苏东坡。而不考虑大家都身份尴尬,处境微妙。我想,除了两人的确有互相的“致命吸引力”,还是因为,对于彼此的品性,和智商,都有一个确信不疑的保证。

关于苏轼与王安石的这次会面,有很多传言。尤其以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最为活灵活现。邵伯温这个人,特别憎恨王安石,认为北宋之乱亡,都是王安石变法惹的祸。《邵氏闻见录》,基本上就是变法人士丑行录。

他说道,东坡力劝荆公为国事仗义直言,“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救之乎?”荆公说我管不了,不敢管了,比划着两只手指道:“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然后又非常小心翼翼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今天的话,你可别跟人乱说啊!

既然如此,邵氏又怎么知道的呢?还是绘声绘色的现场版。其实以两人当时处境,都不可能明目张胆议论国是,王安石自不必说,东坡再直率,也不会无起码的政治涵养。最搞笑的是“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这种八婆式又要说又怕负责任的说话风格,就算“天命不足畏”的王安石,能急速退化,怯懦委琐到这个地步,但对于邵氏极力褒扬的东坡先生,难道就不是种侮辱么?王安石不可能对人说,私房话被传出来,嫌疑人可只有东坡先生了,原来他也是个不守信没担当的八婆!

吕惠卿这几年并不受神宗信任,扔在外面当地方官,说为祸国家,他也没能量。王安石怎么会蠢到把责任推到他头上?这里如此渲染,只是暗示王安石有把柄在吕惠卿手中——什么把柄心虚至此?看官自己想去吧!

文人这支笔真是……但小儒与大儒之区别,也就一目了然了。

事实上,苏轼在江宁,与王安石也就是谈诗文论佛理而已。苏轼是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跟谁都能交朋友,有话说。即便如此,一个智慧的头脑,总是希望能与另一个智慧的头脑相遇,那种共鸣与碰撞,非友情二字可以全部包容。如果旗鼓相当,敌手间也会互相敬重。

苏轼与王安石的这次会面,结果是互相倾倒。别后,东坡去信:“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王荆公学识深厚,不是虚言。荆公对东坡之才更是早就爱惜有加。

交谈中,王安石建议苏轼不如干脆也在附近买田求舍,抛开政坛是非,做个逍遥人。但苏轼婉拒了:“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劝与拒,都有相当的理由。王安石性虽执拗,却是明白世态人心的“野狐精”,深知仕途险恶,劝苏轼早日归隐,出于惜才。苏轼年富力强,天性喜爱热闹,虽然好容易吃一亏长一智,但叫他放下一切,却也很难下定决心。何况,一新党领袖,一旧党名人,抱团儿住到了一起,王安石是无所谓,但他自己,恐怕也难以向司马光等一众朋友交待。而他其后在相距并不远的常州,真的买了田地,大概就是个折中的方案。

还有一个原因我是这样想的:苏轼虽然很欣赏王安石骑驴的卓绝形象,“骑驴渺渺入荒陂”,那种清寂,高古,他自己,可不太乐意。

苏轼与驴的确不相投缘。他喜欢骑的是马,连在黄州那样艰苦的日子,还弄到了一匹马骑,估计是做知州的好友送他的。在困境中,他当然也能夷然自守,可表现形式与王安石的静默完全不一样。他聚众喝酒,偷宰耕牛,喝得大醉,半夜里爬城墙,还自己在家里酿酒,酿出来的液体,自我吹嘘是很好喝,但所有喝过的人都疯狂地拉肚子。

这种人,哪怕一时间被整得噤若寒蝉,但稍不留神,他就又大开大阖起来,没有什么能约束他飞扬活泼的天性,没有什么打击能让他失去纯真与顽心。他当然会嫌骑小毛驴来得不够爽利。而且东坡先生还是个高大的、胖子。

《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暧暧微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解鞍敧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词前有小序:“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数语桥柱上。”

他的寄情山水,和王安石就很不一样,他是真豁达,真的苦中作乐,乐到忘了苦,并且得意忘形起来。

如此春夜,如此河山,马儿也禁不住想要踏水,飞奔,尽情享受这清新温暖的晚风。但做主人的,反而沉静了,主要是喝多了,不好酒醉驾驶。而且,他不想让那满溪的明月光,被马蹄踏破。这是醉后的诗性,带着孩童般的天真。于是,他睡着了,直到被鸟儿叫醒。你知道,这将又迎来一个无比美好的清晨。和荆公总是在黄昏时无奈地醒来,真是完全不一样。

于是,读者也跟着高兴起来。苏轼的词,很多时候,的确像一匹骄傲而快活的马儿,带着你的心灵,情不自禁地奔跑,迎风长啸。

王安石与苏轼别后的第二年,时势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神宗皇帝急病去世,守旧派翻身上台。苏轼亦青云直上,官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谁也想不到,就在不远处,更残酷的流放在等着他,更蛮荒而美丽的土地,在为他盛开荆棘中的花朵。

同时,在江宁的王安石,将半山园捐给佛寺,自己搬到秦淮河边一民房居住,并安静地病死在那里。

时间就这样流逝了。谁的尘埃落定,谁的风云再起,在史册里都不过几页纸。唯一不变的,是这莽莽大地,眼前万里河山。那些致力于让河山更美的人,历史怎么说也没关系,大地会有记忆。

多少年后,有一个叫梁启超的人,在他的书里,热情地赞扬陆游与王安石。关于陆游:“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 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关于王安石:“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祀,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并说,“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唯有英国的克伦威尔可以相比。

都是基于时代的有感而发,痛感老大帝国之病弱难医,抱残守缺,陆游的尚武精神与爱国心,王安石变法的魄力,在他看来,正是国人最缺少,国家最急迫需要的,是强国之根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时里,他的呼声都在回响。

另一个叫林语堂的人,则很讨厌王安石,但超级崇拜东坡先生,“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

在我看来,其实他们,都很好,都是仰之弥高,近看却渐生亲切的可爱人物,我还相信,殊途同归,有一天,在地下相遇,他们会真正的比邻而居,谈天说笑共饮共醉——司马牛与拗相公也绝对能够重新成为朋友。

像我这种小小百姓,理想就很简单:骑马也好,骑驴也好,步行也可,有车开也不错,只愿大路平坦,桥梁巩固,平静美丽的山河,能让我自由地旅行。所见都是人们坦荡的笑脸,而不是痛苦和忍耐,因为那会让我的心情也变坏——完全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