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依靠各种不同的概念来理解我们这个社会。在这些众多的概念中，有些是关于人格特质方面的概念，如害羞、责任感；有些是关于范畴方面的概念，如学生、非洲裔美国人；有些是关于社会事件方面的概念，如一场葬礼。在这一章里，我将从概念的不同作用开始探讨，例如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指导我们的社会判断。当然，概念帮助我们进行判断的前提条件是它已经进入我们的头脑。随后，我将要讨论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我们最近的经历、个人性格和人生目标等因素是如何影响我们在特定情境中激活与使用某些概念的。为了搞清楚人们是如何运用社会概念的，我们首先需要考察人们是如何表征这些社会概念的。那么人们是否预存着关于“学生”的不同定义，他们的一系列典型属性，或者与此有关的理论呢？本章回顾了概念表征理论的发展，并描述了一些重要理论各自的优缺点。另外，了解概念是如何组织的，以及各个概念之间有何联系也很重要。本章将描述那些比较流行的、说明概念间联系的几个模型，介绍这些模型是怎样解释当我们思考某一概念时，另一个概念也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举例来讲，如果你对律师的刻板印象是他们讲话时咄咄逼人，那么，当你见到一位律师的时候就会想到攻击性这个概念。如果这时你的一个朋友逗乐地调侃你几句，你就会认为这是一种侮辱，而不仅仅是在开玩笑。
什么是概念
为什么那些主张男女平等的妇女很不愿意人们将她们称为女权主义者呢？为什么美国那些社会福利部门改名为“就业中心”、“人才交流中心”，或者是“家庭独立代理机构”（《纽约时报》，1998年7月5日）？这种名称的变更和围绕术语的争论并不少见。让我们来思考这么一种情境：一个巴勒斯坦人在一辆以色列公共汽车上放置了一枚炸弹并成功引爆，炸死了许多平民。是应该称这个巴勒斯坦人为恐怖主义者呢，还是应该称他为自由主义战士？这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或者让我们换一个例子，一个6岁的男孩吻了他女同学的脸颊，我们是把这种行为看做一种性骚扰，于是就像北卡罗莱纳州的列克星敦市的校长一样，处罚那个叫Jonathan Prevette的小孩，一天不准他上课；还是把这种行为看做孩童间的嬉戏，他仅仅是模仿自己父母的行为而已呢（《纽约时报》，1996年9月27日）？
上述这些例子表明，我们需要寻找一个最合适的概念，以便能够最好地描述一个客体、一个人或一个行为。概念是认知这座大厦的基石，一个概念就是一个范畴的心理表征，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可以归为一个范畴的那些客体（Smith，1990）。稍后，我们将回过头来讨论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们把一组对象或一群人联系起来并归为有意义的一类。现在，我想着重指出的是，概念就是我们头脑中对这种范畴的表征；包含我们对于范畴及其成员的知识。举例来说，我们关于“律师”这一概念就包含我们认为能将这些人联系起来的共同属性（如聪明的，爱争论的）；并包含解释这些属性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属性如何形成一个整体（肯定很聪明而且上过法学院）的理论；还包含我们所认识的某个律师的形象（如电视里的律师的形象，或是我们买房时接触到的律师的形象）。概念并不必然表征客体、人群或情境具体是怎样的，它只是反映我们头脑里认为这些对象是什么。有些概念，如一只苹果或一次演讲，可能比较明确；而有些概念，如图书馆管理员或蜜月旅行，可能就不那么明确了。概念并不是正好“抓住本质”，将一些客体、一群人或一些事件归类成有客观意义的范畴。许多概念本身就反映着我们对于如何分组或归类才是最有意义的一种理解。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按照肤色对人进行归类，就像按照鞋的大小分类一样。正是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论，才使得这种按肤色对人进行的分类方式变得更有意义。
心理学家采用了许多不同的术语来表述“概念”这个词。其中有一些术语使用得非常普遍，能指代任何概念。这些术语包括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cotions）、知识结构（knowledge structures）和图式（schemas）。有些术语针对表征性质做一些特定的假设，如原型（prototypes）和框架（frames）。其他一些术语则指一类特定的客体，包括事件的脚本和各类人物的刻板印象。在社会心理学家那里，使用频率最高的表述心理表征的词汇是图式。然而，不同的研究者却赋予这个词不同的涵义。大多数心理学家运用的是这个词最普遍的意思，即图式可以与概念和心理表征互换使用。但另外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图式也包含关于心理表征性质的特定假设。因为人们对表征的性质目前还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在本章里，我将选用“概念”（concept）这个最简单、最通用的词汇，这个词对表征的内容或表征结构没有任何特定的假设。
概念的功能
假如没有概念，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会变得单调乏味；我们将无法准确地知道我们周围的海量信息的意义；我们将无法从一种经验归纳概括到另一种经验上去；我们将无法同他人进行有效的沟通。例如，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去参加一个婚礼，而你又对一些关键概念，如婚礼、新娘、侍者、舞蹈、摄影师和礼物等不甚了解，那么你将感到迷茫而不知所措。
概念的一些关键功能有：分类、推知概念额外属性、引导注意和解释、交流及推理。
分类
我们一旦碰到某些客体、人物或某些行为，我们会很自然地把它们归到某一特定概念中去。在通常情况下，我们所做的这些分类都是自动完成的。我们只会报告说见到了一只香蕉，而不会说我们见到了一个有黑色条纹的长长的黄色物体。同样，我“见到”警察和乞丐，害羞行为和助人行为，有人高兴得手舞足蹈而有人愤怒得跺脚大吼（Trope，1986）。正因为分类可以让我们把不同的客体看做同一类，可以让我们运用有关范畴的知识就能了解这一范畴中成员的意义，所以它才显得如此重要。正因为我们脑海里有“医生”这个概念，我们才能很清楚地知道他为什么要挂个听诊器；正因为我们脑海里有“助人为乐”这一概念，我们才能很清楚地知道为什么有人主动地帮一位老人提东西，并能了解这一行为背后的深层涵义。
推知概念的其他属性
当我们把一个实例归入到某一个概念以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概念，了解这个实例的其他信息（Bruner，1957）。当我们把一个动物归入“狗”这个概念，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想这只动物会吠叫和撕咬。当我们把某人归类为医生后，我们就可以认定这个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有不菲的收入。当我们通过一个病人的症状将其归类为抑郁症患者后，临床医师就可能假定这个病人随时有自杀的危险，认知治疗和药物治疗相结合可能较为恰当。正因为概念能够使我们超越已有的信息，所以，激烈的政治争议经常就是在纠缠概念：如果我们把一个人归入到自由战士中去，那么我们就可以假定这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英雄；如果我们把他归为恐怖分子，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他是一个卑劣的人、一个杀人犯。
引导注意和解释
概念为我们理解输入的信息提供了一个框架。当你进入教室，那么诸如讲演、教授、学生的概念就可以让你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如果没有这些概念，师生间的互动就会显得那么奇怪。我们通常是在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发现没有任何线索能帮助我们了解将要发生什么的时候，才会意识到我们是如此依赖于概念。
概念不仅能帮助我们识别所碰到的客体、事件和人物，而且能让我们的现实生活多姿多彩。人们如果运用不同的概念理解同一事件，那么就有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看法和理解。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是千真万确的，因为社会现实中的许多行为和人际关系情景都是模棱两可或模糊不清的。对于同一行为，如果我们透过不同的概念去看待它，我们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们运用一些概念去理解社会现象时，这些概念可以帮助我们从多种可能的意义中选择一个最适合解释当前事件的意义。当我们看到一位妇女在葬礼上哭泣，那么我们就会认为她是由于悲伤才哭泣的；而当我们看到她在婚礼上哭泣的时候，我们有理由认为此时此刻她流下的是幸福的泪水（Trope，1986）。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看到一个白人推了别人一把后，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表示友善的行为；而当同样的动作发生在一个黑人身上时，我们就有可能认为那是一种暴力行为了（Sagar & Schofied，1980）。
概念的这种解释功能是社会认知领域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当我们观察这个社会时，我们不是简单地观看客观现实如何在我们的眼前展现；我们会参与其中，塑造着我们自己的现实。我们理解社会世界时所采用的概念，决定了我们会从中撷取哪些（种）意义。
当输入的信息可以通过一系列相关的概念很容易进行解释的时候，我们不会注意看起来似乎是无关的某些知觉信息，而会去关注那些行为背后的深层涵义（von Hippel et al.，1993）。例如，我们可能注意到亚历克斯推了约翰一把，但是我们不会注意亚历克斯那时穿的是什么衣服，或者他究竟触碰了约翰的哪一个部位。
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方便地确认各种不同的对象，引导我们注意一些相关的信息。概念的这些功能极其重要，凭着这些功能，概念才可以帮助我们简化认知过程；减少我们为认识这个世界所需付出的努力；于是就可以释放出一部分宝贵的认知资源，用于那些紧迫的、需要进行判断的任务（Macrae，Milne，& Bodenhausen，1994）。概念还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看来似乎毫无意义的行为和事件的意义。然而，概念也有其负面效果。概念可能会让我们误读信息。概念引导注意时，我们所忽略的一些看似无关的细节可能恰恰是重要的信息。当我们用刻板印象去解释人们的行为时，概念的负面作用特别令人不安，因为它将导致某些偏见和歧视（详见第8章）。
交流
有了种种概念，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效地与他人进行交流。事实上，我们在日常交流中就是运用各种不同的概念来理解别人说了什么。举例来说，如果你问我“你跑什么啊？”，我回答说“我见到一条可怕的蛇”，这就是一个涵义很丰富的回答。你通过过去积累的关于蛇的知识，就能知道那条蛇会对我做些什么，并且明白我为什么要跑。正因为有了概念，可以使交流者省略许多交流双方都知道的细节，所以显得双方的交流是那么的有效率。但是，当交流双方的头脑中有完全不同的概念，或者双方对于同一概念的理解不同时，概念也会让人在交流中产生误解。
推理
概念是思维的组成成分。我们可以运用许多现有的概念来形成新的概念，用来描述新的客体和新的情境。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受过哈佛大学高等教育”和“木匠”及一些相关的概念，就可以理解“哈佛毕业的木匠”这一新颖的复合名词。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人是聪明的，可以接受并完成哈佛大学的学业，同时他又不是一个物质主义者，这样他才会选择去做木匠，而不是想办法去谋得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Kunda，Miller，& Claire，1990）。
激活概念
在某种特定情境下，出现在我们头脑中的概念对于我们如何理解所碰到的人和事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产生了：在特定的情境下，是什么因素引导我们激活并使用概念呢？为什么同一个人面对类似的情境，在不同的场合下会激活不同的概念？例如，为什么我会认为约翰的微笑是表示友好，而埃德的微笑是表示谦卑呢？在相同的情境下，为什么两个人会分别激活两种不同的概念来理解同一行为表现呢？再例如，为什么有些人将“不”仅仅理解为“不”的本义（不行、不好等），而有些人把“不” 理解为“要”（于是更加努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特定情境下，概念的激活取决于刺激信息、观察时的背景和观察者等多种因素。
刺激特征
毫无疑问，刺激的特征决定了什么概念会被激活。很难想象见到一个满脸皱纹的人会激活 “年轻人”这一概念，或把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行为描述成“退缩”。这个问题目前很少有人关注，也许是这个问题太过明显，或者是由于社会心理学家并不想简单地研究刺激特征，而是更多地关注知觉者的哪些方面、哪些刺激条件会影响到概念的激活（Higgins，1996）。当刺激可以由多个概念来描述的时候，刺激特征的影响就表现得较为突出；因为这些刺激具有多种意义，或者刺激可以归入多个范畴。
突出性
情境使一个人某些方面的特性比其他人显得更为突出。一个人的某个特性与众不同时，那么这个特性就会激活相关的概念。在屋里有一群人，那个唯一的黑肤色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被归入黑人这个范畴。人们也更有可能采用有关妇女的社会刻板印象来看待屋里那个唯一的女士（例如，Biernat & Vesico，1993；Taylor et al.，1978）。突出性特征的作用还表现在它能影响我们用何种概念来描述我们自己。儿童更有可能采用那些能把他和他的同学区分开来的属性描述自己。例如，在一个男生占少数的班级中，当那些小男孩被问到“告诉大家关于你的一些情况”时，他们会更多地提到他们是男孩（McGuire & Padawer-Singer，1976）。
启动
假如你在读一篇关于种族关系的文章，那么你脑海里极有可能浮现出一个黑肤色的非洲裔美国人，而不会浮现出“妇女”、“医生”、“朋友”等这些概念。假如你脑海里刚刚浮现出一些有敌意的行为时，很有可能认为一个声称不给他租的公寓粉刷就不付房租的人是具有攻击性的，而不是“公正的”或“自信的”（Srull & Wyer，1979）。在这两个例子中，特定的概念（非洲裔美国人，攻击性）被启动了，也就是说，最近经验使这两个概念的意义更易浮现。所谓启动（priming）是指过去的经验或程序使头脑中特定的概念（或知识结构）得到激活（Higgins，1996）。
在Tory Higgins和他的同事们开创性的研究之后，许多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反复验证了：被激活的概念极有可能被用于解释新的信息，甚至于用来解释一些不相关的情境（例如，Higgins，Rholes，& Jones，1976；Higgins & King，1981。综述参见Higgins，1996）。有许多不同的程序被用来启动一个概念，这些程序包括：让被试阅读有关某个概念的同义词，或要求他们整理出与概念相关的一系列句子（例如，“腿，打断，胳膊，他的”对应于概念“攻击性”）；或者让他们无意中听到一段与概念有关的广播。随后，在一个表面上看似无关的上下文中通过判断任务来检验启动效应。
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一些人格特征如“攻击性”、“鲁莽”，或者诸如“非洲裔美国人”和“老年人”这样的刻板印象被启动后，会影响我们随后对一些相关的、模棱两可行为的解释。例如，被试阅读一段描述一个人可能具有攻击性的模棱两可的文章，那些先前受到“攻击性”这样的词汇或句子启动的被试，或者受到有关描述“非洲裔美国人”的词汇（社会普遍流行他们具有攻击性这种刻板印象）启动的被试，更倾向于将这个人评价为“有攻击性的”（例如，Devine，1989；Srull & Wyer，1979。综述参见Higgins，1996）。在无意识情况下也可以获得启动效应。向被试快速地闪现一些单词，速度快到被试根本无法看出任何单词，然而，他们的判断却受到刚才一闪而逝单词的影响。例如，在知觉阈限下快速呈现一些有关攻击性词汇，或者有关非洲裔美国人负面刻板印象的词汇，虽然被试不曾有意识地看过单词，但是被试倾向于将随后那些可能是攻击性的、模棱两可的行为，评价为更具攻击性。（例如，Bargh & Pietromonaco，1982；Devine，1989；参见第7、8两章）。
人们的态度或情感也可以启动一个概念，而这个被启动的概念会在随后的判断中起作用。例如，在一般情况下，一半人会把“特雷莎嬷嬷”当做一名人道主义者，另一半人会把她当做天主教的修女。然而，如果人们先前被问到有多么喜欢天主教修女的话，那么接下来，他们就会更倾向于把她当做一个天主教的修女而不是一名人道主义者了（Smith，Fazio，& Cejka，1996）。这种情况不仅仅是由概念的激活引起的，因为仅仅由概念的激活（如要求被试确定对象具有生命还是非生物）是不能得到上述具有明显对比性的结果。我们更倾向于使用那些能够唤起我们强烈情感体验的概念。当我们想到我们喜爱的一个范畴时，我们对那个范畴的情感很容易被激活，于是我们在判断中就倾向于使用表征这一范畴的概念了。
长期通达性
每个人总有那么几个概念是长期通达其意义又可随时拿出来应用的。例如，如果“智力”这个概念是某人长期通达的概念，那么这个人则倾向于将不同的人区分为“聪明的人”或“愚拙的人”，将人们的行为区分为“明智的行为”或“愚笨的行为”。对另一个人来说，如果“性别”是其长期通达的概念，那么他就倾向于将人区分为“男性”与“女性”，将人的行为区分为“阳刚”与“柔美”。当概念被用来自我定义（描述）且非常重要时，或者概念明确地用来描述他人的时候，概念倾向于长期得到通达（Higgins，King，& Mavin，1982；Markus，1977）。长期通达的概念会影响到个人对他人的理解：如果一个人长期通达的概念是“男子气概”，那么他就会运用这一概念看待别人的行为；如果另一个人长期通达的是“羞怯”这个概念，那么他极有可能将某一模棱两可的行为看做羞怯行为（Bargh et al.，1986；Markus，Smith，& Moreland，1985）。正因为不同的人长期通达的概念不同，所以两个人就算进入完全相同的社会情境中，也会从此情境中理解到不同的意义。
目标
人们在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也许会激活或抑制某些特定的概念。有时，你欲蔑视某人，也许是因为这个人在某些方面曾经冒犯过你，或者是因为你觉得在某方面有缺点、感情容易受到伤害，于是你就想起用这种方式来显示你比那人优越。假如此人是某一负面刻板印象团体中的一员，那么你有可能激活并运用这个团体的刻板印象来蔑视他（或她）。有证据表明：当人们输给了非洲裔美国人（黑人）或者犹太人，或者是受到这两个团体中某个成员的批评，那么这些人就会激活并使用关于这两个种族的消极刻板印象来蔑视那些击败或批评过他们的人（Fein & Spencer，1997；Sinclair & Kunda，1998）。当人们想表现其公平性，或者想避免侮辱某个种族中的成员之时，人们就会压抑并且不使用那些关于该种族的消极刻板印象的概念（Devine，1989；Kunda & Sinclair；参见第8章）。
概念的结构
概念在头脑里是如何表征的？这个问题引发了无数的研究，但还有许多重要的问题尚未被解决。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心理学家对于概念的理解有了很大的转变（Medin，1989）。第一次转变是从概念的经典观点到概率观点，即从概念是由一组充分必要的定义性特征组成的，转变为概念并非是由定义性特征组成的，而是由一组松散的代表性特征组成的。第二次转变是心理学家认识到一组没有关联的特征并不能充分地描述一个概念，概念还包含有丰富的因果信息。
概念的经典观点
直到最近，绝大多数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才在概念表征的经典观点的表述上达成一致（Smith & Medin，1981）。这种经典观点的核心假定是，概念由一组必要且充分的属性所定义。例如，我们可以用一组属性来定义学生这一概念。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作为学生的所有属性，他才能被当作一名学生；任何人，只要他具备了学生的所有属性就是学生。这种观点恰好同我们的直觉是一致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可以用这种方式定义任何概念。事实上，从亚里士多德时代直到20世纪中叶，许多不同学科的学者都认为这种经典观点是正确的。然而，近几十年来，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分析的焦点和心理学家研究的焦点都在于概念是如何表征的；在这种情况下，概念的经典观点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对经典观点的评价
Medin（1989）总结了经典观点存在的几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其中包括：
1. 确定定义性特征时存在困难。尽管我们认为可以对概念下定义，但事实上，对大部分概念来说，找出定义其充分必要的属性是很困难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1953）在其现在看来非常著名的关于“游戏”定义的探讨中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什么是定义“游戏” 的充分必要属性呢？事实表明，不同的“游戏”本身就有不同的属性。有些游戏是竞争性的，有胜利者和失败者；还有一些游戏如抢椅子就不会有很强的竞争性。有些游戏如蛇爬梯子含有运气的成分；而其他一些游戏如下棋，则需要技巧；还有一些游戏如打扑克，则包含上述两种因素。许多游戏都含有娱乐的成分，即使在某种游戏中没人能从中得到快乐，但这也不会妨碍我们把它看做一种游戏。同样，有些游戏可以一个人玩，有些游戏则需要搭档，还有一些游戏需要很多人在一起玩。简而言之，列出一组所有游戏都含有的且符合概念的经典观点那样的定义性特征是不可能的。同时我们应该明白，这种问题并不仅仅出现在“游戏”这一概念中。尽管运用经典观点可以对许多代数和几何概念下定义，例如奇数或三角形等等，但绝大多数概念，即便是专家也难以找到给其下定义的充分必要属性。
2. 成员的代表性不同。在经典观点看来，任何实例都应该能够明确地归入某个范畴，如果一个实例具有某一概念所要求的充分必要属性，那么它就是该概念的一个成员，反之就不是。所有实例都能同等程度地反映其概念，任何一个三角形同其他三角形一样，它们都含有那些充分必要的定义性特征。但认知心理学家Eleaner Rosch的开创性研究表明，实际上人们认为某类范畴中一些成员比其他成员具备更好的代表性（Rosh & Mervis，1975；Rosh，Simpson，& Miller，1976）。例如，我们认为知更鸟与鸵鸟或鸡相比，更能代表鸟这一概念。Rosch和他的同事及其许多后续的研究者分别用不同的实验技术验证了这一点（综述参见Smith，1990）。这些研究方法包括：
成员代表性评估。让被试对一个范畴（鸟）中的一个具体实例（知更鸟）的代表性进行评估。在这种评估性实验中，人们通常会倾向于把某些实例评估为更具代表性。例如，苹果和梨被认为是典型的水果，葡萄干和无花果的代表性就要差一些，而南瓜和橄榄就不具代表性了。
反应时研究。在实验中要求被试尽快地通过按键判断某一实例（知更鸟）是否为范畴（鸟）中的一个成员。统计那些正确反应的反应时间，结果表明人们判断那些代表性高的成员（如知更鸟或燕子）的速度远远快于那些代表性低的成员（如猫头鹰或秃鹰）。
实例列举研究。要求被试列出某一范畴的所有成员，被试倾向于首先列出那些更有代表性的成员。
总而言之，由上述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范畴成员的代表性是不一样的，然而按照经典观点的看法，它们的代表性应该是一样的。我们认为范畴的某些成员更具代表性，并且可以有效地对这些成员进行归类；另外，当我们思考某一范畴并寻找它的实例的时候，这些更具代表性的实例会更为迅速地浮现在脑海里。社会心理学家Nancy Cantor和Walter Mischel引用了这一观点，认为这个观点在社会性范畴中也同样适用（Cantor & Mischel，1979）。假如面对一群性格外向的人，我们会把其中的某些人当做性格外向的“更好”代表。后续研究表明，许多其他的社会性概念也存在代表性差别。例如，当我们思考“爱”这个概念的时候，在一系列行为和情感中我们认为“信任”和“关心”比“思念”和“愉悦对方”更能体现和代表“爱”的核心意义（Fehr，1988）。
3. 难以分类的实例。假如概念的经典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将某些实例归类到某一范畴就不应该有任何困难，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核对实例表现出来的定义性特征。事实上，我们还是经常碰到一些不知如何进行分类的实例。例如，黑板是家具吗？一个人整天打工但又能同时完成他的课程学习，他是一个学生吗？这两个让我们感到困惑的例子说明，我们对概念的分类并不是依靠清晰的定义来完成的。
由于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心理学家对经典观点能否解释概念表征逐渐失去了信心；概率观点则取而代之。
概率观点
首先对经典观点发起抨击的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他也为概念的概率观点打下了基础（Wittgenstein，1953），心理学家则紧随其后。依据概念的概率观点，一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可以描述概念，但不足以定义概念。例如，鸟类的典型特征是会飞并在树上筑巢，鸡虽然两者都不具备，但它却属于鸟类。维特根斯坦用“家庭成员间的相似”来类比范畴成员所具有的相似性。每一个家族成员会有许多共同特征：蓝眼睛、卷头发、胖脸蛋、害羞等等。在一个家庭中并不是每一个成员都具备所有这些特征，事实上也不可能有哪个成员具备所有共同特征，但某些成员比其他成员含有较多的“家庭特征”。同理，每个范畴成员间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概念并不能用一组必要的定义性特征来界定。这是因为范畴本身就是模糊的，没有一条很清晰的边界，所以也就很难加以界定。
概率观点认为，当我们考察某一实例是否属于某一范畴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比较两者之间的相似性程度。当实例与范畴之间的相似性超过某一临界水平时，我们就可以将该实例归入这个范畴。正因为相似性在概念分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所以有必要明确说明如何对相似性进行评估。关于相似性的传统理论认为，相似性程度是随着实例与范畴间相同特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实例独特性特征的增加而减少（Smith，1990；Tversky，1977)。举例来讲，为了判断简是不是一个性格外向的人，我们把她同其他我们已知的性格外向的人、或者一些抽象的外向性格表征进行相似性程度评估。我们比较简的性格特征和那些我们认为属于性格外向的特征。我们对性格外向的表征包括如下特征：“友好、健谈、交友广泛、喜欢与人交谈、在社交场合处之泰然、经常参加晚会”。简拥有的上述特征越多，那么与我们对“性格外向”的表征就越相似，因此也就更有可能被归类为“性格外向的人”，反之亦然。
支持概率观点的证据
那些用经典观点难以解释的问题，用概率观点就很容易解释。根据概率观点，成员是否属于一个范畴，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而非“是”或“否”这么泾渭分明。某一实例与范畴有越多的共同特征，那么与其他实例比起来，它就显得更“好”，更具代表性。假如某一实例与范畴的相似性程度处于临界水平附近，那么人们就无法确定是否该把这个处于边界的实例归类到某个范畴中去。
Rosch和Mervis（1975）的实验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概率观点。他们的实验表明，当要求被试判断某些成员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范畴时，实例与范畴享有的共同特征数目越多，判断该成员的代表性程度就越高；两者之间的相关很高。只有那些与范畴有着最多相似性特征数目的实例才被当做最具代表性的成员。像知更鸟这种代表性很高的鸟与企鹅那种代表性很低的鸟比较起来，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多的典型特征。Cantor 和Mische（1979）的研究表明，概率观点同样适用于社会范畴。例如，就“性格外向”这个概念而言，某个人被认为是“性格外向”的人，是因为与其他人相比他的特征同“外向性格”这个范畴的特征有更多相似之处。
在概率观点中，形成范畴的方式有两种：
原型说。原型说认为人们拥有一个范畴的表征集，即原型。原型包含从范畴成员中抽象出来的一组特征。例如，鸟的原型就包括了一系列特征，如会飞、啼鸣、生蛋、体形较小、在树上筑巢和吃昆虫（Smith，1990）。当判定某一生物是不是鸟时，人们通常会把它同上述特征集相比较而不会去同一只具体的鸟做比较。同理，人们对个体进行分类时，会根据该个体与抽象表征集或某个范畴的刻板印象的相似性程度，来决定他是不是学生、性格外向的人或美食家，而不会根据他与范畴中某个具体成员的相似性来做出决定。
样例说。样例说的观点与原型说恰恰相反，这种观点认为范畴是由一系列样例或范畴成员来表征的。按照这种观点，一提到概念，在我们头脑中浮现的将不是抽象的表征集，而是一组具体的实例。例如，Smith和Zarate（1992）认为那些对黑人抱有偏见的白人并没有关于黑人的所有负面刻板印象。相反，在他们脑海里只有几个具体的关于黑人犯罪的样例，并以此来判断他们新碰到的其他黑人。一般而言，人们没有刻板印象的抽象表征，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概念。事实上，他们就是靠一组特定的范畴成员形成某个特别的刻板印象，并且往往在不同的场合想起不同的实例。于是，在判定某一实例是否属于某一范畴的时候，判定的依据是比较那个实例同想到的一组范畴成员间的相似程度，而不是同抽象表征进行比较。
原型说还是样例说？概念到底是由抽象的原型来表征的，还是由一组具体的样例来表征的呢？至今尚无定论。许多研究表明，两种表征的方法对概率观点来说似乎都可以成立。例如，我们可能意识到了在范畴的成员中，被当做最具代表性的成员往往是那些与范畴有着最多共同特征的实例——知更鸟同企鹅比起来含有更多的鸟类特征（Rosch & Mervis，1975）。研究表明，不管是按照原型说的观点（考察知更鸟是否是鸟，把它与鸟的抽象特征集进行比较，看看其相似性程度），还是按照样例说的观点（把知更鸟同其他许多具体的鸟如燕子、秃鹰、鸡等一一进行比较，然后再判断相似程度），都是可行的（Smith，1990）。
每个观点都有一些实验证据的支持，而换做另一个观点却难以解释这些实验证据。支持原型说的研究表明，人们在判定一个群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时，一般不会受他们所记得的那个群体中具体成员的影响（Park & Hastie，1987）。该研究表明，人们往往会对群体中具体成员的形象进行抽象表征，因此并不需要回忆起某个具体成员就可以判定该群体是个什么样的群体。这个研究对样例说提出了挑战，因为样例说假定群体这个概念并没有抽象的表征，因此判定某一群体就需要回忆并找出其中某些成员的属性。当然，也有来自其他方面的证据支持样例说，有研究表明，回想起来的样例确实会影响到对该群体及其成员的判断。例如，当人们想起某些腐败的政客时，就倾向于认为那些从政的人都不可信（Schwarz & Bless，1992）。当我们评价运动员的时候，假如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某个足球明星的形象，那么这个足球明星的印象就会影响我们的判断（Gilovich，1981）。
上述两种理论都有各自的市场。绝大多数该研究领域的专家都倾向于综合上述两种理论的观点，认为人们不仅仅存储关于概念的抽象性表征，还会存储其中的一些特定的实例（如Fiske & Taylor，1991；Hamilton & Sherman，1994；Smith，1996）。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判断一个新碰到的人是不是学生的时候，首先会通过学生的抽象表征对这个人做一个整体的判断，接着再把他与我们记忆中的一个或多个学生的样例进行比较。虽然我们在评价学生的时候会发现许多相同的地方，但是一个后进生和一个获得奖学金的优秀生在我们的印象里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原型说和样例说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假设，两者都认为分类基于实例和范畴的相似性程度。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这种相似性程度的判断是基于实例与范畴的抽象表征之间比较，还是与一组具体成员之间的比较。概率观点过于强调相似性，这一点成为其受到批评的靶心，人们开始对该理论持谨慎态度。
对概率观点的评价
概率观点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能解释很多现象。基于这种理论，研究者们创造了一些精确测量相似性程度的方法，并用来测量实例与范畴间的相似性程度；通过这种测量我们可以预测实例对范畴的代表性程度。反过来，通过对代表性程度的判断，我们就可以预测分类判断的一些重要信息，如反应速度和准确性（Smith，1990）。这种精确测量和准确预测的能力极具价值。假如我们知道了一个范畴的属性，那么我们就可以运用这种理论对新实例的分类进行预测。例如，如果我们能够确定海关官员辨认走私犯的一系列特征和行为表现，那么我们就能预测哪个人最可能在边境检查站上停下来接受检查和盘问。如果我们知道大学教授所看重的作为研究生的一系列属性（特征），那么我们就可据此来预测哪些学生可以进入研究生院进行深造。
概念是由一组代表性程度不同或联结强度不同的属性所表征的，这一观点对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现在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兴趣在于，通过列出与刻板印象有关的一系列属性，来评估人们的社会刻板印象（Stangor & Lange，1994）。例如，人们对于黑人的一种社会刻板印象是：他们是充满敌意的、贫穷的和富有音乐才能的（Devine & Baker，1991）。同样人们对于别人的印象通常是一组关于他们的人格特质、行为和态度等属性的表征。例如，对于一群学生的印象通常可以由下面一组词汇进行描述：聪明的、把头发染成了粉红、能察觉他们的错误（Park，1986）。人们对于人格特质的表征也概念化了，并且用一组行为来测量。例如，“乐于交际”的人格特质，我们用这样一组行为对其进行描述：愿意主动去结识别人、在晚宴上讲笑话活跃气氛，并且喜欢扎堆学习（Buss & Graik，1983）。总之，社会概念常常是用一组互不相干的属性来表征的。
对概率观点的广泛接受，导致了临床医师修改了指导诊断的重要文献，即《精神疾病的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该书1968年的版本（DSM-II，美国精神病学会）还尝试对各类疾病进行定义。例如，该书把抑郁症定义为一种由内心冲突或特殊事件（如失去了至亲或至爱之物）所引起的极端的抑郁性反应（p.40）。到了1987年，概念的概率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了。在那年的新版本中，该书（DSM-IIIR）就不再尝试对“疾病”下定义了，取而代之的是把心理疾病的典型症状描述出来，在后续的1994年的版本（DSMIV）中采用了相同的方法。在这几个版本中，对于抑郁症是这样诊断的：一个人在2年或以上的时间里，抑郁心境的天数超过一半；而且要具备以下6种病症中至少2种以上。这些症状包括：失眠，食欲不振，疲乏，至少连续2周的自我评价低。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有3种不同的症状就可以直接被诊断为抑郁症，而不需同上述除抑郁心境之外他们的抑郁症状吻合。人们认为抑郁症患者只具有一些家族的相似性，而不具有共同的定义性特征。
尽管概率观点有着广泛的影响并被普遍地接受了，但该理论还是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对于该理论的主要质疑集中在样例与范畴间的相似性上，并进而挑战“概念就是一组不相关属性的集合”这一观点。批评者同意相似性在组织范畴的过程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因为同一范畴中的成员看起来确实彼此相似。但是他们指出“相似性”这一指标不能单独用来解释概念的分类。Murphy 和Medin（1985）指出了单独运用相似性来决定概念成员所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
1. 相似性判定的依据是什么？相似性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理论是由Tversky（1977）提出并发展而来的。他认为两客体之间的相似性取决于两者具有多少相同的特征，两者又有多少独特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在突出性与重要性上的权重各是多少。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选择特征呢？正如Murphy 和Medin（1985，p.292）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两个客体之间都存在着无限多的相同特征。让我们以梅树和割草机为例，我们可以说两者的重量都不超过10000kg（也不超过10001kg……），两者的存在年限都不超过10000000年（也不超过10000001年……），两者都没有听觉，两者都可被放倒，两者都占用空间，如此等等。同理可知，两者之间的不同点也可以是无穷多的。从中可以看出，没有谁会用这种荒谬的特征来说明在概念分类的时候，某些特征比其他特征更有意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倾向于采用性别对人们进行分类，而不是采用个体对食物的喜好来分类；我们会通过肤色，而不是衬衫的颜色对人群进行分类；我们会把人群按照职业，而不是按他们的爱好进行分类（例如，Stangor et al.，1992）。显然，关于自然和世界的一些额外知识指引着我们对事物特征进行选择，并帮助我们决定哪些特征对概念的分类将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即使我们已经确定了哪些特征可以对概念进行分类，但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即我们将如何去评判每一个特征？我们该如何决定特征间的相对重要性？这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两客体间的相似性可以随着我们指定特征的重要性程度的变化而变化。举例来讲，假如我们认定“条纹”这一特征是重要的，那么一匹斑马同理发店门口那个三色圆柱灯筒的相似性就比斑马同马的相似性要高。显然，特征的突出性和重要性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客体间的相似性也会随之变化（Medin，Goldstone，& Gentner，1993；Tversky，1977）。由这个问题直接引发了下面一个新的问题：假如相似性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那么概念分类又怎么能够仅仅建立在“相似性”的基础之上呢？当我们尝试将人们归入到某一社会范畴（如刻板印象）中时，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了。因为单个个体往往会属于许多不同的范畴。一个黑人妇女和一个白人妇女如果处于50个黑人和白人男性中，此时性别特征就显得尤为突出，她们俩彼此间看起来就更相似，并归为一类。但是，只有两个黑人处在50个白人（男女都有）中，那个黑人妇女将会同一位黑人男性归为一类，而不会同其他妇女归为一类（Taylor et al.，1978）。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基于特征相似性的判断并不能充分地说明概念的分类。至少，只有在一些额外信息的指引下，我们才能决定哪些特征彼此间是相关的，每个特征的重要性程度有多高。
2. 仅基于相似性的分类忽略了属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概率观认为，客体和范畴的特征就是一组并不相关的属性的集合，分类就是建立在实例与范畴共享多少共同的属性，以及实例又有多少独特属性的基础之上。这种观点忽略了这么一个事实，即人们已经掌握了有关属性间（关系）的丰富知识。我们头脑中关于鸟的概念，除了“有翅膀”和“能飞”这些特征之外，还包括“鸟能飞是因为它们有翅膀”这一常识。毋庸置疑，我们都知道作为一名律师必须口齿伶俐，因为在法庭上他们需要用言语去说服别人。由此可见，我们在进行分类的时候经常用到这些带有因果关系的常识。例如，我们会把一位衣着光鲜、但突然跳进游泳池的人当作一位醉汉，尽管在我们对于“喝醉酒”的描述中并不包含这一特殊的行为。我们之所以能做出上述判断，是因为我们知道在某些特定情境下这种行为所代表的意义，以及酒喝多了之后的反应；于是我们就可以推断那个人喝醉酒了（Murphy & Medin，1985）。
现在我们意识到了这种因果关系知识的重要性可能已经超越了相似性的判断，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介绍概念理论的另一次转变，即“基于理论的概念观”。
基于理论的概念观
长期以来，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概念的表征包含了因果关系。有关社会认知的论述中，图式在心理表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被定义成一种解释社会运作的“理论”（Markus & Zajonc，1985，p.145；Taylor & Crocker，1981）。然而，绝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将图式作为一种理论背景，而不是一种实证研究的焦点。事实上，社会认知研究的焦点在于研究图式是如何被激活的，以及运用它来加工社会信息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许多研究表明，这种研究方法并不依赖于有关概念表征的特定假设。正如我前文所指出的那样，社会概念是由一组并不相关的特征所测量和描述的，而不是用某些理论来描述的。
近一段时间以来，认知心理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在探究概念表征本质的研究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概念中包含了因果关系方面的知识。于是，有些心理学家提出，因果关系在维持概念和指导人们对概念进行分类的过程中起着核心的作用（Carey，1985；Keil，1989；Murphy & Medin，1985）。基于理论概念观的极端观点（强理论）认为，概念和实例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理论和数据之间的关系（Murphy & Medin，1985）。分类不是简单地把实例的属性与概念匹配起来，而是要求实例能够最好地解释和说明理论是如何对概念进行组织的（Medin，1989，p.1474）。基于理论概念观的折衷观点（弱理论）认为，许多概念包含因果关系方面的知识（同时也有属性的代表性信息），而且这些因果关系方面的知识在概念分类中可以发挥作用（Keil，1989）。
基于理论概念观的支持证据
在表征和运用概念方面，理论知识起何作用？对于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研究路线，下面将分别论述。
范畴成员比相似性重要。发展心理学家Susan Gelman和Ellen Markman（1986）发现，即便对学龄前儿童来说，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知识比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的判断要重要。在他们的研究中，向儿童呈现一些知觉上相似而范畴成员却相互冲突的图片。例如，在图片中，燕子同蝙蝠很相似，但与丹顶鹤差别很大。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儿童还是认为燕子和丹顶鹤具有同样的觅食行为（都是鸟），而不认为燕子与外形上差不多的蝙蝠是一类。换句话说，儿童根据范畴的成员属性进行分类而不是根据知觉的相似性进行分类。显然，在分类中，范畴成员具有的共同属性比基于相似性的判断要重要。
另一位发展心理学家Frank Keil（1989）的研究同样支持上述结论。在实验中，Keil告诉儿童，他们会逐渐改变一只动物的外形直至它变得看起来像另一种动物。其中有一个实验便是通过修剪皮毛和染色的方法，并把一个像臭鼬所带有的那种巨臭无比的气囊植入一只浣熊体内（采用外科手术），让一只浣熊无论是在外形上还是在气味上变得都像一只臭鼬，但儿童还是认为那只动物是只浣熊而非臭鼬。这再一次证明了，在分类中范畴成员要比外形相似更重要。在对动物进行分类和对动物行为进行预测的时候，儿童依靠的是那种关于动物本质特性的潜在的知识。
目标派生的范畴。在组织概念方面，能够突出理论重要性的另一个证据就是目标派生范畴的存在（Barsalou，1983，1985）。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有一个范畴包括孩子、钱、相册和宠物。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些东西能归为一类呢？如果你被告知，这些东西都是从起火的房子里抢救出来的，那么你就会明白这种归类的原因。当你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你就能决定哪些物品也属于应该施救的范围之列，如手写的书稿属于此类，而电冰箱不属此类；同时你也就知道了属于此类的每件东西的意义有多大。像这种分类，范畴成员间就只具有很少的相似性，也许有人会争论说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它们是珍贵的、不可替代的并且都是便于携带的。但事实上把这些东西归为一类仅仅是采用了概念组织的因果关系原则罢了。由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社会范畴中找到一些类似的例子，这些范畴是由潜在的道德观念的知识而不是由表面的相似性组织在一起的。你可以找到一些具体的实例归类到如下几个范畴：“使母亲气得发疯的行为”，“我所看重的配偶的品质”或“能够获得假释的囚犯”。显然，背景知识和理论可以使我们看清表面上不相干的对象、行为或人之间的相似性，并据此把它们归为不可分割的一类。
专家意见。领域内杰出的专家所做的分类与一般人的分类是不一样的。例如，当要求被试对一组物理题进行分类的时候，初学者是按照问题表面的相似性来进行分类的，而专家则是按照解决问题所用的物理原理进行分类的（Chi，Feltovich，& Glaser，1981）。显然，专家深厚的理论知识可以帮助他们把表面上看起来不同的问题归为一类。同理，那些不同专业水准的人对相同物体的分类也会不一样。研究林木的科学家、把树修剪成工艺品的园林设计师和那些在公园里养护树木的园林工人，他们对于树的分类就会不同。例如，园林设计师同其他专家比起来，更倾向于通过草本植物还是观赏植物来对树进行分类；而园林工人则会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诸如树干强度等特征之上（Medin，Lynch & Goley，1997）。不同专家所拥有的不同背景知识以及其不同目的，直接影响对概念分类的判断。
复合概念。什么是宠物鱼？什么是海洋驾驶？什么是赛马？我们能很容易地理解这些复合概念。正如Murphy 和 Medin（1983）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并没有弄明白单个概念的意义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形成复合概念的，也没有单一的规则能解释我们是如何理解这种复合概念的。我们知道“赛马”就是一群马赛跑，但“海洋驾驶”不是驾驶海洋；我们知道“专家维修”就是由专家进行的维修，但“引擎维修”就不是由引擎进行的维修了。为了理解这类复合概念，我们需要运用单个概念中潜在的因果关系知识和有关这个世界的丰富的常识。
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关于复合概念中需要因果推论的一些好的例子。Asch 和 Zukier（1984）要求被试运用一对相反特质词汇来描述个体的性格特征，例如“忧郁的”对“愉快的”，“怀有敌意的”对“依赖他人的”，“宽宏大量”对“睚眦必报”。被试通常是通过因果推论来决定在什么情况下该运用一对反义词中的哪一个。在某些情况下，一种特质被当做获得另一种特质的手段，也许“严厉的”同时也是“好心的”，因为那个人通过严厉的管教来保护孩子。在另一些情况下，一种特质被看做引发另一种特质的原因，例如一个人可能既是“怀有敌意的”又是“高度依赖他人的”，这是因为“高依赖性”导致了攻击性。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推论来解释一些事情，例如，一个聪明的人却胸无大志，那么我们可以推论，他也许在事业上遭受过挫折。从上述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因果关系方面的知识不仅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特质词汇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可以引导我们在一对反义词中选取哪个特质词更为合适。这也表明了特质概念潜藏于因果关系网络之中。
上述结论在“刻板印象”中同样得到了验证。让我们来思考如下情况：一个人受过哈佛大学的高等教育同时又是一位木匠；一个人双目失明同时又是位律师；一个人是同性恋者同时又是位建筑工人。Kunda、Miller和Claire（1990）通过研究发现，人们还是会依靠因果关系知识把那些令人奇怪的、表面上看起来并不相容的刻板印象组合起来。被试对于这些人作出的描述通常含有明确的因果推论：一个双目失明的律师必须付出十二分的努力，才能克服攻读法学时存在的障碍；一位同性恋建筑工人必须在他所从事的男性职业下掩藏他的真实性取向。除此之外，采用复合概念描述（对某个人的）“刻板印象”时，还会涌现出某些新的概念属性，也就是说，这些属性不是任何单一刻板印象所具有的属性。例如，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木匠可以被描述为非物质主义者和墨守陈规者，尽管这两个属性既不能用来描述一个纯粹的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也不能用来描述一位纯粹的木匠。这种出现在复合概念中的新属性提示人们，当某人属于多个刻板印象群体，对其形成印象时，我们不仅依靠单个刻板印象所包含的属性，而且还依靠丰富的常识。上述这些研究同“刻板印象是一组不相关属性的集合”这一观点是不一致的。
对基于理论概念观的评价
现在似乎有数量可观的、引人注目的证据表明，概念所包含的因果关系方面的知识可以影响人们对实例的分类，影响人们判断范畴成员与其他成员共享哪些属性，也影响人们判断多个概念是怎样组合在一起的。尽管这些证据表明理论在概念的组织过程中起着作用，但我们不清楚这种作用有多大。这些证据还不足以支持那种极端的观点（强理论），即所有的概念完全是由“理论”组成的，每种属性不仅与概念整体而且与其他属性都有一种解释性的关系。除此之外，许多概念确实包含因果信息，同时还有一些同“理论”不相关的信息。例如，我们都知道狮子拥有锋利的爪子和牙齿，这个信息就同我们原本关于狮子是肉食动物这种知识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我们同时还知道狮子有长长的鬃毛，我们就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了。正如Keil（1989，p.278）所指出的那样，“概念也许总是潜藏在理论之中，但有部分结构是由独立于理论的某些规则组织起来的。”
基于理论的概念观加深了人们对于概念的理解，并且解释了许多原本难以解释的现象。但是对于此观点的全盘接受，反而使它失去了精确性和预测性；比较而言，概率观点反而显得更有吸引力。基于理论的概念观中，“理论”和因果关系有时也显得有些模糊不清。到目前为止，研究者致力于证明“理论”在概念的应用中发挥着作用，却只有少量的研究对理论知识进行测量，并以此为依据预测它的影响。
概念间的组织
迄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焦点集中于概念的内部结构。关于不同概念间是如何相互联系的，目前也已有了数量可观的研究工作了。许多概念是以等级层次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最具体的和最狭隘的概念处于底层，抽象的和宽泛的概念居于上层。以生物为例，“动物”处于上层或较高等级层次，“狗”处于较低层次，“达尔马希亚狗”处于更低的下级层次水平。在社会概念中，“情绪不稳定”处于一个等级层次较高的层次，“恐惧症”处于较低层次，“幽闭恐惧症”则处于更低的层次（Cantor & Mishcel，1979）。在这些等级层次中，上位概念包括所有处于它之下的范畴成员：“动物”包括了所有的狗，“狗”包括了所有的达尔马希亚狗。因此，同一种生物可以归类到不同的抽象层次中去，例如我们可以把罗马（狗名）看做达尔马希亚狗，也可以把它当做一条狗或者一只动物。由于在不同的抽象水平上，范畴在我们的脑海里激活的属性不一样，所以搞清楚我们运用的是范畴的哪一个层次就显得尤为重要：“动物”在我们脑海里激起的是“能呼吸”；“狗”所激发的印象是“会犬吠”；“达尔马希亚狗”所激发的印象是“有斑点”。显然在许多等级层次中，每一个抽象水平都具有其特殊性；Rosch及其同事把那个特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层次命名为基础水平（Rosch et al.，1976）。
基础水平范畴
基础水平是指在这个层次水平上，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对物体进行命名。当看到罗马的照片时，我们脑海里就会首先映入“这是一条狗”，而不会想到“这是一只达尔马希亚狗”或“这是一只动物”。基础水平概念通常也是儿童首先学习的概念。那么这种特定的基础水平概念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Rosch最初认为它是由自然因素决定的——基础水平就是那种涵盖性最高的层次水平，在这一层次水平上，客体拥有许多本范畴的共同属性，但与其他范畴同一水平的属性有明显的区别。例如，每种不同的狗都拥有许多相似的属性，而这些属性又不同于鸟类和鱼类的属性。在低一层次上，不同的达尔马希亚狗有许多相似的属性，但这些属性同狮子狗或斗牛犬的属性就没有多大区别。在高一层次上，不同种类动物的共同属性就较少。在基础水平上，个体能够容易地想象出某个实例的形象，它能在最高层次上代表该范畴的整体。一个人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一只普通的狗或鸟，但你能想象“普通的动物”是什么样的吗？不同范畴就是以这种方式区分开来的，而基础水平概念往往处于概念抽象水平的中间位置（Rosch，1978）。然而，认为基础水平范畴是“抓住本质”的观点，也受到了挑战。人们认识到，不同人的基础水平概念并不相同。例如，专家就有可能将那个在概念的层次结构中处于较低水平的层次当做基础水平。你、我和其他人也许都会认为罗马是一条狗，但驯狗师也许就会认为它是一条达尔马希亚狗（Tanaka & Taylor，1991）。基础水平的选取同样有可能受目标的影响。当我们挑选宠物狗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将候选狗区分为狮子狗与小猎犬，而不会把它们笼统地当做狗了。
社会概念存在类似的基础水平范畴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指出，关于人和行为上的那些范畴会影响我们对个体的预期和对行为的解释。我们可以把一个人放到一个较高的抽象水平上——妇女；或把她放到一个较低的抽象水平上——祖母、女权主义者、修女；采用不同的分类，我们对个体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期待。社会概念的许多层次都有其基础水平范畴，并且与自然范畴一样，基础社会概念处于概念抽象水平的中间位置。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图2.1中所展现的社会概念层次。Cantor和Mischel（1979）的研究发现，在社会概念层次中，处于中间水平的范畴，例如公关型和幽默风趣型的人，与Rosch所列举的狗或椅子这种基础水平范畴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些概念处于这样一种抽象层次，人们能够用最丰富生动的语言对之加以描述；同时，这些概念也很容易与相同抽象水平的其他概念区分开来。 同样，像喜剧演员和政客等带有社会刻板印象的概念，比起那些宽泛的概念，如“外向性格的人”，含有更为丰富的特征，并且两者的区别也相当大（Anderson & Klatzky，1987）。这些内容丰富但又迥然不同的中间层次范畴可能就是基础水平，当我们观察人物的时候，它就会首先进入我们的脑海中。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种情况很普遍。在提到一位上了年岁的个体时，我们往往会想到一些处于概念中间层次的刻板印象人物，诸如老奶奶、上了年纪的政治家；而不会想到处于较高水平的、包容性更大（更抽象）的刻板印象人物，如老人（Brewer，Dull & Lui，1981）。同样，在描述个体的人格特征时，我们还是倾向于采用中间层次的概念（特质），诸如好心的（kind）；而不会采用那些过于具体的下级特质，如仁慈的（charitable）；也不会采用那些抽象性水平更高的特质词汇，如好的（good），因为这个词汇的含义是如此之宽泛，以至于不能提示任何具体的行为了（John，Hampson & Goldberg，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