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揭示了一些与社会心理学相关的定义：有关我们彼此间如何思考（第二编）、如何相互影响（第三编）以及如何彼此联系（第四编）的科学研究。
在关于“社会思维”的这些模块中，我们考察了个体的自我感觉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揭示了自利如何影响我们的社会判断。
随后的模块探索了我们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形成信念的方式，这些方式令人惊讶，有时又相当有趣。我们拥有相当出色的直觉能力（也就是社会心理学家所说的自动化信息加工），然而，用至少一半这样的方式，我们的直觉通常会让我们感到失望。懂得这些方式不仅可以让我们变得谦逊，而且有助于我们保持思维敏捷，并让思维更接近现实。
我们将探寻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我们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行为？还是我们的行为决定了我们的态度？抑或是兼而有之？
最后，我们将把这些概念和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心理学，不仅向大家说明临床直觉可能误入歧途的一面，而且向大家展示社会心理学家如何为临床医生对抑郁、孤独和焦虑的解释和治疗提供帮助。
模块3[1] 自我概念：我是谁
在当今的心理学界，自我是被研究得最多的主题，对任何主题的重视程度都无法超越它。在2008年的PsycINFO（心理学研究的在线文献库）中，有10 328本书和文章摘要中出现了“自我”这个词条——这一数字是1970年的12倍。我们如何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能多准确地认识自己？什么决定了我们的自我概念？
我们世界的核心：我们的自我感觉
你可以用多种方式来完成下面这个句子“我是______”。（你可能会给出哪五种答案呢？）把这些答案综合起来，就是你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
一个人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自我。你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的性别，了解自己的感受和记忆。
你的自我概念构成要素以及定义你的自我的那些特殊信念就是你的自我图式（self-schemas）（Markus & Wurf， 1987）。图式是我们组织自己所处世界的心理模式。我们的自我图式也就是对自己的认识，比如身强力壮的、超重的、聪明的，等等，它强烈地影响着我们对社会信息的加工。这会影响我们如何感知、回忆和评价他人和自己。如果体育运动是你的核心自我概念（假如成为一名运动员是你自我图式的一部分），你就会特别注意别人的身体和技巧。你可能会很快地回忆出与运动有关的经验，而且你会特别记住与自我图式一致的信息（Kihlstrom & Cantor，1984）。自我图式构成了我们的自我概念，它可以帮我们分类和提取经验。
我们的自我感觉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即我们倾向于把自己看做舞台的中心，从而高估他人对我们的关注程度。例如，我们会高估我们惹人注意的程度。这种聚光灯效应（spotlight effect）意味着，我们往往会把自己看做一切的中心，并且直觉地高估别人对我们的关注度。
托马斯·吉洛维奇、维多利亚·麦维琪和肯尼斯·萨维斯基（Gilovich， Medvec，& Savitsky， 2000）证实了这种聚光灯效应的存在。他们让康奈尔大学的学生穿上Barry Manilow牌子的T恤，然后进入一个还有其他学生的教室。穿此T恤的学生猜测，大约一半的同学会注意到这件T恤，而实际上只有23%的人注意到。
这种“聚光灯效应”不仅适用于我们另类的衣着和糟糕的发型，而且还适用于我们的情绪：焦虑、愤怒、厌烦、欺骗或吸引力（Gilovich & others， 1998）。实际注意到我们的人比我们认为的要少。我们总能敏锐地觉察自己的情绪，于是就常常产生一种透明度错觉，即他人能一目了然我们的情绪。同样，我们也会高估自己的社交失误和公众心理疏忽。但是研究发现，我们所遭受的这些烦恼，别人通常注意不到，即使注意到也可能很快就会忘记（Savitsky & others， 2001）。我们的自我意识程度越强，就会越信奉这种透明度错觉（illusion of transparency）（Vorauer & Ross， 1999）。
自我与文化
你是如何完成前文中“我是_______”这个句子的？你给出的是你个人特点的信息，例如“我很正直”、“我很高”或“我很外向”，还是描述你的社会同一性的信息，例如“我是双鱼座的”、“我是快餐爱好者”或“我是基督教徒”？
对于某些人群而言（特别是那些西方工业文化中的人），个人主义（inpidualism）十分盛行，身份更多是独立的。青春期是与父母分离的时期，个体开始依靠自己，并且开始定义个人独立的自我。即便个体来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他的特性——作为有特殊能力、特点、价值和梦想的独特个体——也会完整地保留下来。西方文化中的心理学假定，定义你的可能自我，并相信你具有很强的自我控制能力，这会使你的生活富足。西方文学，从《伊利亚特》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大都赞美那些依靠自己成功的人。电影专门描写那些反抗制度的英雄。歌词中也常常鼓吹：“我行我素”、“我是我自己”，并且推崇“至高无上的爱”——爱自己（Schoeneman， 1994）。当人们经历过富裕、地位改变、城市化和大众传媒后，个人主义开始迅速发展起来（Freeman， 1997；Marshall，1997；Triandis， 1994）。
而亚洲、非洲和中南美地区的本土文化则把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这种文化孕育了相互依存的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Kitayama & Markus，1995）。这些文化中的人们喜欢进行自我批评，却很少自我肯定（Heine & others， 1999）。马来西亚人、印度人、日本人和传统的肯尼亚人（例如马赛人），比澳大利亚人、美国人和英国人更可能用群体特性来填充“我是_____”的句子（Kanagawa & others， 2001；Ma & Schoeneman， 1997）。集体主义国家的人们在聊天时很少使用代词“我”（Kanagawa & Kashima， 1998， 2003）。当语法或上下文能够清楚地表明主语时，个体会说“去看电影”，而不说“我去看电影”。
将文化鲜明地分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似乎过于简单化了，因为任何文化中的个人主义都会在不同的个体之间有所差异（Oyserman & others， 2002a，2002b）。有个人主义的中国人，也有集体主义的美国人，并且其中的大多数有时表现出无私，有时表现出自私（Bandura， 2004）。这种差异同样存在于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的政治观点之间。在美国，夏威夷人和住在最南部的人，要比那些西部山区比如俄勒冈州和蒙大拿州的人表现得更为集体主义（Vandello & Cohen， 1999）。保守派倾向于成为经济上的个人主义者（“不要征税或管制我”）和道德上的集体主义者（“制定法律来约束不道德行为”）；而自由主义者则倾向于成为经济上的集体主义者（支持全民健康保障）和道德上的个人主义者（“别拿法律来约束我”）。尽管存在很多个体和亚文化差异，研究者们还是继续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作为文化变量进行研究（Schimmack & others， 2005）。
如果你生长在西方文化下，别人会告诉你，你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所做的决策、购买的商品甚至刺青和身体穿孔来“表现自己”。当被问及语言的作用时，美国学生更可能提及它的自我表达功能；而韩国学生却注重语言如何促进与他人的交流。美国学生也更倾向于把他们的选择视做表现自己的方式，并且会更加积极地评价自己的选择（Kim & Sherman， 2007）。金和马库斯（Kim & Markus，1999）指出，个性化的广告板（“无咖啡因咖啡、单份的、小量的、高热量”）在北美的咖啡店里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在汉城就显得有些怪异了。韩国人不太重视表达自己的独特性，而更重视传统文化和分享行为（Choi & Choi， 2002）。韩国的广告倾向于表现众人在一起，极少强调个人的选择和自由（Markus， 2001；Morling & Lamoreaux， 2008）。
图3-1
独立的或互相依赖的自我建构。独立的自我承认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但互相依赖的自我会更深入地融入他人（Markus & Kitayama， 1991）。
表3-1 自我概念：独立或互相依赖
一个具有相互依赖自我的人会有更强烈的归属感。当相互依赖型的人与家人、同事和朋友完全分开后，会失去那些定义自我的社会联系。他们并非只有一个自我，而是有很多个自我：与父母相处时的自我以及工作时的自我、与朋友一起时的自我（Cross & others， 1992）。如图3-1和表3-1所示，相互依赖型的自我存在于社会关系中。袒露心声的交流比较少，大多是礼貌性交谈（Holtgraves，1997），并且人们更多聚焦于寻求社会支持（Lalwani & others， 2006）。社会生活目标不是为了提升个体自我，而是协调并支持其所在的群体。
文化与自尊
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自尊与“别人怎么评价我和我的群体”密切相关。自我概念具有可延展性（与特定的情境有关）而不是固定不变的（跨情境的持久性）。在一项研究中，有五分之四的加拿大学生认为自己在不同活动领域里仍然保持了自我（内在自我），而中国与日本学生的这一比例则仅为三分之一（Tafarodi & others， 2004）。
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个体的自尊更多是个人的而不是关系的。对个人特性的威胁会比对群体特性的威胁更让人感到气愤和郁闷（Gaertner & others， 1999）。
现在请你想象一下，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日本大学生和个人主义的美国大学生会如何报告他们的积极情绪，比如高兴和得意？研究发现（Kitayama & Markus，2000），对于日本学生来说，高兴伴随积极的社会交往而来——亲密感、友好和尊敬。而对美国学生而言，高兴通常伴随解脱的情绪——效能感、出众和骄傲。集体主义文化中的冲突常常发生在群体之间；而个人主义文化则会产生更多个体之间的争斗（如犯罪或离婚）（Triandis， 2000）。
在美国进行了十年的教学和研究后，北山（Kitayama， 1999）访问了他的日本母校——京都大学。当他介绍西方的独立自我的观点时，研究生们感到“震惊”。“我坚持介绍西方的自我概念的观点（我的美国学生直观理解的观点）并最终说服他们真的相信，很多美国人对自我都有这种分离的想法。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有一个学生深深地叹息道，‘这确实是真的吗？’”
自我认识
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忠告我们：“认识你自己。”我们定当努力为之。我们很快就形成了对自己的信念，而且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解释我们的感受和行为表现。但是我们对自己真正了解多少呢？
作家刘易斯（C. S. Lewis， 1952， pp. 18-19）写道：“在整个宇宙中有一件事，而且只有一件，我们对之的了解比我们能从外部观察学到的要多，这就是‘我们自己’。可以这么说，我们拥有内在信息；我们知道内情。”当然，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但是我们的内在信息往往是错的。这就是一些令人着迷的研究不可避免的结论。
解释我们的行为
你为什么会选择那所学校？你为什么要攻击室友？你为什么会爱上他（她）？有时候我们知道原因，而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当问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和表现时，我们会做出看似合理的回答。然而，当原因有点微妙时，我们的自我解释常常是错误的。我们会忽视一些重要因素，而夸大一些无关因素。研究发现，人们错误地把雨天忧郁症归因为生活的空虚（Schwarz & Clore，1983），而且人们都矢口否认媒体对自己的影响，但是却承认媒体会对他人产生影响。
还有一些研究也发人深思。研究要求人们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每天记录自己的心情（Stone & others，1985；Weiss & Brown，1976；Wilson & others，1982）。同时，他们也记录了一些可能影响自己心情的因素：星期几、天气、睡眠时间等等。研究最后要求人们判断每个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自己的心情。即使他们把注意力放在日常心情之上，他们对每个因素重要程度的认识与其实际的重要程度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例如，人们会认为他们周一的心情会更糟糕，而事实上他们周一时的心情并不比其他工作日更差。这些发现给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我们对让自己高兴或不高兴的事情真正有多少洞察力？正如吉尔伯特在《撞上快乐》中所说的：对于那些可以使我们幸福的事情，我们通常是一个蹩脚的预言家（Gilbert， 2007）。
预测我们的行为
人们在预测他们的行为时同样会犯错。麦克唐纳和罗斯指出，约会中的情侣往往过于乐观地预言他们的关系会天长地久。他们往往只看到积极的方面，感觉他们肯定会是永远的恋人。而其朋友和家人常常比他们有更好的了解（MacDonald & Ross， 1997）。在滑铁卢大学开展的研究发现，学生对其室友恋爱持续时间的预测比对自己恋爱持续时间的预测更准确。住院医师们一般不太擅长预测自己在外科手术测试中的表现，但是同组的同事对彼此表现的预测却会出奇的精确（Lutsky & others， 1993）。如果你恋爱了，你又想知道这段感情会持续多久，那么不要问你的心，去问你的室友吧。如果你想预测你的一些常规举动，例如你在打电话或看电视时笑的频率，你的亲密朋友能给出最精确的评估（Vazire & Mehl， 2008）。
在行为预测中最常见的一个错误是低估我们完成一项任务的时间[被称为规划谬误 （planning fallacy）]。波士顿的“大开挖”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原本设想会用10年，但是实际上却用了20年。悉尼歌剧院预计会在6年内完工，但是却花了16年。一项研究让一些正在写毕业论文的本科生预测他们多久能写完。最后发现，一般学生会比他们预计的“最现实的”时间晚三周，而会比他们预计的“最糟糕的情况”晚一周（Buehler & others， 2002）！但是，朋友和老师们却能够预测出他们何时才能完成论文。就像你应该问你的朋友们，你的恋爱关系能够维持多久一样，如果你想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完成学期论文，那就去问你的室友或妈妈吧。或者你可以像微软那样：经理们可能会无意识地在软件开发者给出的预计完成时间上增加30%的时间，而如果项目中涉及新的操作系统，就可能要增加50%的时间（Dunning， 2006）。
预测我们的感受
我们在做人生中的许多重大决定时，通常会考虑到未来的感受。和这个人结婚能一辈子都幸福吗？进入这个行业会有满意的工作吗？这次休假会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吗？抑或最后的结果更可能是离婚、失业和令人失望的假期？
有时候我们知道自己会有怎样的感觉——如果我们考试不及格，在大型比赛中获胜，或用半小时漫步来缓和我们的紧张情绪。我们知道什么会让自己愉快，什么会让自己担忧或感觉无聊。当然有时候，我们可能错误地预测自己的反应。如果在求职面试时被问起性骚扰的问题，你会有什么感受，伍德茨卡和拉弗朗斯（Woodzicka & LaFrance， 2001）调查的女性大都回答她们会感到愤怒。然而，当实际问到这样的问题时，女性更多地体验到的是害怕。
“情感预测”的研究显示，人们很难预测自己未来情绪的强度和持续时间（Wilson & Gilbert， 2003）。人们会错误地预测自己谈一场浪漫的恋爱、收到礼物、输掉选举、赢得比赛和被侮辱后的感受（Gilbert & Ebert， 2002；Loewenstein & Schkade， 1999）。下面是一些例子：
● 向男青年呈现引发性唤起的图片，然后使之进入一个充满激情的约会情境。在他们约会时要求他们“停止”，他们承认自己可能无法停止。如果事先没有向他们呈现过引发性唤起的图片，他们更倾向于否定其性侵犯的可能性。当没有性唤起时，个体很容易错误地预测性唤起的人的感觉和行为——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性欲强烈时会冒出意想不到的爱意表白，会容易意外受孕，以及性虐待者即使由衷发誓痛改前非却一再侵犯他人的原因。
● 饥饿的购物者会比那些吃了许多蓝莓松糕的人有更强的购物冲动（“那些油炸圈饼会很美味！”）（Gilbert & Wilson， 2000）。当饥饿的时候，个体会错误地预测自己对油炸圈饼的食量。而当吃饱了以后，个体会认为深夜喝牛奶时再吃个油炸圈饼就没那么美味——当你已经吃了一两个的时候，购买的欲望会迅速下降。
● 失恋大学生经历的失落与烦恼会比他们所预期的要少（Eastwick & others，2007）。他们的痛苦感只是延续到他们认为它应该持续的时间，而心理打击并没有如他们想象的那么严重。欧洲运动员几乎都会高估下一场比赛失利带来的糟糕心情（van Dijk & others， 2008）。
● 人们预测，当像飓风一样的自然灾害发生时，死亡人数越多，他们会越难过。而当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来袭之后，研究者发现，学生们对死去50人或死去1 000人的感伤程度几乎没有差别（Dunn & Ashton-James， 2008）。人们的悲伤是受什么影响呢？看受害者的图片是最重要的影响方式之一。难怪灾难之后电视上的那些令人心酸画面会对我们有如此之大的影响。
● 人们会高估暖冬、体重减轻、更多的电视频道或充裕的休闲时间对自己的积极影响。甚至一些极端的事件，比如中了彩票或意外瘫痪，对长期幸福的影响也会低于多数人的想象。
我们的直觉理论似乎是：我们想要，我们得到，我们快乐。如果这是事实，这一模块的字数就会少很多。实际上，吉尔伯特和威尔逊（Gilbert & Wilson，2000）指出，我们常常“错误地想要得到某些东西”。人们常常想去一个有阳光、海浪和沙滩的田园荒岛假期，但当他们一旦发现“自己多么需要平凡生活、智力刺激和可口零食”时，可能会颇为失望。我们通常会认为如果我们的候选人或小组赢得胜利，那我们会高兴很久。但多个研究显示，这些好消息带来的情绪痕迹消失得比自己预期的要快得多。
在消极事件之后我们尤其会倾向于表现出“影响偏见”。吉尔伯特及其同事（Gilbert & others, 1998）让教授的助手来预测他们获得或没有获得终身职位的几年后的快乐程度，多数人认为好结果对他们未来的快乐很重要。“失去工作会压垮我的生活目标，那是可怕的。”然而当事件过去几年后再调查时，那些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与得到职位的人几乎同样快乐。威尔逊和吉尔伯特（Wilson & Gilbert，2005）说，影响偏见是很重要的，因为人们的“情感预报”——他们对自己未来情感的预测——会影响他们的决定。如果人们高估了快乐的强度和持续时间，那么他们可能去买一辆新车或者做个整容手术，结果却发现买车和整容的投资有点轻率。
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吉尔伯特和威尔逊让我们想象：如果我们失去了非优势手，一年之后会有怎样的感觉。与现在相比，你会多快乐？
思考这件事的时候，你也许会认为这种不幸可能意味着：不能拍手，不能系鞋带，不能打篮球，不能弹钢琴。尽管你可能会永远为失去手而遗憾，但你在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的快乐会受这一事件及其他所有事件”（Gilbert & Wilson，2000）的影响。因为关注（a）消极事件，人们会忽视（b）其他所有事件对快乐的贡献，所以就会过高地预期自己的痛苦。“你所关注的事不会带来你所认为的那样大的改变，”研究者斯卡迪和卡尼曼（Schkade & Kahneman， 1998）如是说。
此外，威尔逊和吉尔伯特（Wilson & Gilbert， 2003）还认为，人们往往忽视了自己心理免疫系统的速度和力量，包括合理化策略、淡然处之、原谅和限制情绪创伤等。在很大程度上，被我们忽视的心理免疫系统[吉尔伯特和威尔逊称之为免疫忽视现象（immune neglect）]让我们比预期更容易适应诸如残疾、恋人分手、考试不及格、丢掉工作以及个人与团队的失败等挫折。令人惊讶的是，吉尔伯特与其同事报告（Gilbert & others, 2004），相比轻微的愤怒（不能激活我们的防御机制），重大的消极事件（可以激活我们的心理防御机制）所引发的痛苦持续的时间反而更短。在大部分环境中，我们拥有令人惊讶的恢复力。
自我分析的智慧和错觉
引人注目的是，我们对什么会影响自己以及自己的行为与感受的直觉经常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夸大这种情形。当行为的原因很明显，而正确的解释又符合我们的直觉时，这种自我觉知是准确的（Gavanski & Hoffman， 1987）。当行为的原因对一个观察者来说显而易见时，那么它往往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对大部分心理事件都没有觉察。有关知觉和记忆的研究显示，我们对自己思维的结果比对思维的过程知道得要多。比如说，当我们在心中设置时钟来记录时间或在指定的时间唤醒我们时，或当我们在一个问题无意识地“孵化”后自发获得一种创造性灵感时，我们的确经历了心理的无意识工作。举例来说，具有创造性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常常不知该如何报告其产生灵感的思维过程，尽管他们很了解结果。
威尔逊（Wilson， 1985， 2002）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控制我们社会行为的心理过程与解释我们行为的心理过程显然不同。我们的理性解释可能会因此忽略了实际上指引我们行为的内在态度。在9项实验中，威尔逊及其同事（Wilson，1989， 2008）发现，个体对事和人表现出的态度常常能较好地预测以后的行为。如果他们事先让被试分析自己的感受，那么他们的态度报告将变得无效。例如，情侣对于他们关系的幸福感可以很好地预测在几个月后他们是否会继续约会。但是，如果参与者在评价自己的幸福程度之前就已经列出其关系好坏的所有原因，那么之后他们的态度报告在预测未来情侣关系时变得无效！很显然，对彼此关系的分析会使个体更多地注意容易描述的因素，而事实上这些因素并没有关系中的其他方面重要。我们常常是“自己的陌生人”，威尔逊（Wilson， 2002）如是说。
威尔逊及其同事（Wilson & others， 2000）认为，这说明我们有双重态度系统（dual attitude system）。我们对人或事形成的自动的内隐态度通常与受意识控制的外显态度不同（Gawronski & Bodenhausen， 2006；Nosek， 2007）。例如，从儿童期开始，我们可能会对那些我们在口头上尊敬和欣赏的人保持一种习惯的、自动的恐惧或厌恶。威尔逊指出，尽管可能外显态度改变起来相对容易一些，但“内隐态度就像老习惯一样，改变起来非常缓慢”。然而，通过重复练习来形成新的态度，新的习惯态度就能够代替旧的态度。
米勒和特瑟（Millar & Tesser， 1992）认为，威尔逊夸大了我们对自我认识的无知性。他们的研究指出，吸引人们对原因的注意会减少态度对由情感引发的行为预测的准确性。如果威尔逊提问时不让人们分析其恋爱关系，而是提问有关其感觉的问题（“你和伴侣在一起和分开时会有怎样的感受？”），那么态度报告可能更有预测力。其他行为领域（比如，根据花费、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等方面的考虑选择读哪一所学校，等等）似乎更受认知驱动。对于这些问题，分析原因可能比分析感觉更有用。尽管感觉有其理由，但有时头脑的理性是决定性的。
这些自我认识的局限性具有两种应用价值：第一是对于心理调查来说，自我报告常常是靠不住的，自我理解中的错误限制了主观个人报告的科学性。
其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报告和解释其经验的真实性无法保证这些报告的有效性。我们知道，法庭上个人证言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但是这有可能是错误的。牢记这种潜在错误，可以帮助我们较少地产生受人胁迫和上当受骗之感。
模块4 自我服务偏见
我们大多数人都自我感觉良好。在对自尊的研究中，即使得分最低的人，给自己的打分也基本在中等范围。（一个低自尊的人也会用“有时”或“某种程度上”这种限定性形容词来给“我有些好主意”这样的句子打分。）在53个国家开展的自尊研究中，任何一个国家平均的自尊水平比其中位数都高（Schmitt & Allik，2005）。社会心理学中最富挑战性而且证据确凿的结论之一就是对自我服务偏见（self-serving bias）不良影响的担忧。
对积极和消极事件的解释
已有很多实验证明，当得知自己成功后，人们乐于接受成功的荣誉。他们把成功归结为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却把失败归咎于诸如“运气不佳”、“问题本身就无法解决”等这样的外部因素（Campbell & Sedikides， 1999）。同样，在解释获胜的原因时，运动员一般会将其归因于自己；对于失败则会推脱给其他因素，诸如错误的暂停、不公平的判罚、对手过于强大或是黑哨（Grove & others， 1991；Lalonde， 1992；Mullen & Riordan， 1988）。还有，考虑一下汽车司机们愿意为自己的事故承担多少责任？在保险单上，司机们总是这样描述他们的事故：“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辆车，撞了我一下又跑了”；“我刚到十字路口，一个路障忽然弹起来挡住了我的视线，以至于我没看见别的车”；“一个路人撞了我一下，就钻到我车轮下面去了”（Toronto News， 1977）。
自我服务偏见会导致婚姻不和、员工不满和讨价还价时的僵持局面（Kruger & Gilovich， 1999）。所以，我们也就不必奇怪：为什么离婚者把婚姻破裂的责任归罪于对方（Gray & Silver， 1990），或是经理把低业绩归咎于员工缺乏能力或不够卖力（Imai， 1994；Rice， 1985）。（而工人们则更愿意归因于一些外在的东西——供给不足、负担过重、同事太难相处、任务目标不可及。）同样，当人们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奖励（如加薪）时，他们会认为奖励很公平（Diekmann & others，1997）。
我们总是将成功与自我相联系，而刻意避开失败对自我的影响，以此保持良好的自我形象。例如，“我的经济学原理考试得了A”相对于“历史教授给了我个C”，把失败或挫折归因于客观条件甚至别人的偏见，这总不会比承认自己不配获得成功更让人沮丧吧（Major & others， 2003）。威尔逊和罗斯（Wilson & Ross， 2001）指出，我们更乐意承认那些很久以前的缺点，认为那是“过去的我”所具有的。滑铁卢大学的学生们在描述上大学前的自己时，其肯定与否定的描述一样多。但在描述现在的自己时，肯定描述是否定描述的3倍之多。“我比原来见多识广了，也成熟了，今天的我比昨天更完善，”大多数人都这样肯定地说。过去的自己是笨蛋，今天的自己是冠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偏见会让我们无视自己的偏见。人们常说自己避免了自我服务偏见，但却认为别人持有这一偏见（Pronin & others， 2002）。在冲突中，“偏见盲点”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假如你正在和你的室友讨论谁来打扫卫生，如果你认为你的室友对此持有偏见，你将更可能发怒（Pronin & Ross，2006）。很显然，我们总是认为自己站在客观的角度，而所有其他人都带有偏见。
我们都高于平均水平吗
当人们拿自己和别人比较时，也会出现自我服务偏见。如果公元前6世纪的中国哲人老子的名言“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是正确的，那我们多数人都不太明智。在多数主观的、社会赞许的和普遍的维度上，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比平均水平要好。和总体水平相比，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道德水平更高，更胜任自己的工作，更友善、更聪明、更英俊、更没有偏见、更健康，甚至更具洞察力，并且在自我评价时也更为客观。（见“聚焦：自我服务偏见——我们如何爱自己？让我们看看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
似乎每一个群体，都像加里森·基勒的小说《沃伯根湖》一样，“所有妇女都很强壮，所有男子都很英俊，所有孩子都出类拔萃。”大部分人都认为他们在将来会过得更好：如果我的现状不错，那么未来会更好（Kanten & Teigen， 2008）。所有这一切，不禁让人想起弗洛伊德的一个经典笑话，一个丈夫对妻子说：“如果咱们俩中的一个先去世，我想我会搬到巴黎去住。”
迈克尔·罗斯和菲奥里·西科利（Ross & Sicoly， 1979）观察了婚姻中的自我服务偏见。他们发现，年轻的加拿大夫妇通常认为，对于诸如打扫房间和照看孩子这样的家务活，自己实际承担的责任多于配偶认可的。最近一项对265对带孩子的已婚美国夫妇做的研究发现，丈夫们估计自己做了约42%的家务活，而妻子估计自己的丈夫只做了33%。当研究者跟踪研究实际的家务活（通过雷达遥控装置对参与者的活动进行随机取样）时，他们发现丈夫实际上做了39%的家务活（Lee & Waite， 2005）。一般的规律是：群体的每个成员对自己为共同工作所做贡献的评价之和总是超过百分之百（Savitsky & others， 2005）。
我和妻子常把待洗的衣物放入卧室角落的衣篮里，每天早晨，我们中的一个人会把衣物放进去。当她说我应该对此负更多责任的时候，我在想，“嗯？75%的时候都是我来做的呀！”于是我问她是否认为自己经常做这件事情，她回答说：“哦，75%的时候都是我来做的。”
但是，假使要你估计自己到底多久才会干一次不常做的家务，如清扫炉灶，情况会是怎样呢？你很可能会说你做这些所用的时间少于50%（Kruger & Savitsky， 2009）。很显然，这种情况会发生是因为我们对自己行为的了解远多于对别人行为的了解，于是我们假设其他人的行为将不会比我们更极端（Kruger & others， 2008；Moore & Small， 2007）。如果你依稀记得你只清扫过几次炉灶，于是你就可能会假设自己不常清扫，你的爱人其实经常会去清扫。
聚焦：自我服务偏见——我们如何爱自己？让我们看看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专栏作家戴夫·巴里（Barry, 1998）提到：“有一件东西是所有人都有的，无论年龄、性别、种族、经济地位或宗教背景，那就是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相信，我们比普通人要强。”我们也相信我们在多数主观的和令人向往的特质上强于一般人，自我服务偏见体现在以下这些方面：
● 伦理道德。大多数生意人认为自己比一般生意人更道德（Baumhart，1968 ；Brenner & Molander，1977）。一项全美范围内的调查中有这样一道题目：“在一个百分制的量表上，你会给自己的道德和价值观打多少分？”50%的人给自己的打分在90分或90分以上，只有11%的人给自己的打分在74分或74分以下（Lovett，1997）。
● 工作能力。在一项调查中，90%的企业经理评价自己的表现优于普通同事（French，1968）。在澳大利亚，86%的人对自己工作业绩的评价高于平均水平，只有1% 的人评价自己低于平均水平（Headey & Wearing，1987）。大多数外科医生认为自己患者的死亡率要低于平均水平（Gawande，2002）。
● 美德。在荷兰，大部分高中生认为自己比普通高中生更诚实，更有恒心，更有独创性，更友善且更可靠（Hoorens，1993，1995）。
● 聪明才智。大部分人觉得自己比周围的普通人更聪明，更英俊，更没有偏见（Public Opinion，1984 ；Wylie，1979）。当有人超过自己时，人们则倾向于把对方看成天才（Lassiter & Munhall，2011）。
● 包容度。在1997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只有14%的美国白人评价自己对黑人歧视程度达到或超过5分（0分到10分）。可是在评价其他白人对黑人的歧视程度时，44%的白人的打分达到或超过5分。
● 赡养父母。与兄弟姐妹们相比，多数成年人认为自己对年迈父母的赡养更多（Lerner & others，1991）。
● 健康。洛杉矶居民认为自己比大多数邻居更健康，而多数大学生认为他们将比保险公司预测的死亡年龄多活十年左右（Larwood，1978 ；C.R.Snyder，1978）。
● 洞察力。我们假定，人们的语言和行为能够体现他们的本质。我们个人的想法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了解和理解他人，要多于他人了解和理解我们。我们也认为比起别人，我们更了解自己（Pronin & others，2001）。
● 吸引力。你是否有同我一样的经历，认为自己的大多数照片并不真实？当实验者给人们呈现一系列面孔时，包含自己原本的以及经过变形的具有更多或更少吸引力的自我面孔，人们倾向于将吸引力增强的面孔定义为自己真实的面孔（Epley & Whitchurch，2008）。
● 驾驶技术。多数司机——甚至大部分曾因车祸而住院的司机——都认为自己比一般司机驾车更安全且更熟练（Guerin，1994 ；McKenna & Myers，1997 ；Svenson，1981）。
如此看来，戴夫·巴里所言甚是。
在我们构建成功的定义时，上述主观因素会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回旋余地（Dunning & others， 1989， 1991）。在评价自己的“运动能力”时，我可能会想到自己参加的篮球大赛，却不会记起自己担任少年棒球联赛球员时躲在右外场的痛苦日子。在评价自己的领导能力时，我会想象出一个和我的风格相近的伟大领袖的形象。通过为自己制订一个模棱两可的标准，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比较成功的。在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对829 000名高中高年级学生的调查中，没有人在“与人相处能力”这一主观而具有赞许性的维度上给自己的打分低于平均值，而且有60%的人的自评是在前10%，另外25%的人则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1%！
研究者们开始怀疑：人们真的相信他们对自己在平均水平之上的自我评估吗？是不是他们的自我服务性偏见在这些问题的措辞上起到了一定作用（Krizan & Suls， 2008）？当伊拉诺·威廉姆斯和托马斯·基罗维奇（Williams & Gilovich， 2008）让人们在一项测试中用真钱做赌注来评估与他们相关的表现时，他们发现，是的，“人们真的相信其自我评估会得到提升。”
盲目乐观
乐观主义为人生预先假设了一条积极的道路。杰克逊·布朗（Brown， 1990，p.79）写道：“那些乐天派们天天早晨都跑到窗前说，‘早安呀，上帝’；那些悲观者则会在窗前说，‘上帝啊，天怎么又亮了！’。”在22种文化下对9万多人开展的研究显示，大部分人对事物的看法偏向乐观，而非悲观（Fischer & Chalmers，2008）。而我们中的许多人，就像研究者尼尔·温斯顿（Weinstein， 1980， 1982）所形容的那样，“对未来的生活事件盲目乐观。”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别人命运的相对悲观（Hoorens & others， 2008；Shepperd， 2003）。例如，在罗格斯大学，学生们往往认为自己远比其他同学更可能找到好工作、领高额薪水和拥有自己的房子。而那些消极的经历，诸如酗酒成瘾、在40岁以前突发心脏病或遭遇枪击等，则更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
父母将他们的盲目乐观延伸到了孩子身上。他们假设与一般的孩子相比，他们的孩子更不可能辍学、患上抑郁症或者染上肺癌，更可能完成学业、保持健康的身体和乐观的心态（Lench & others， 2006）。
盲目的乐观让我们更加脆弱。由于相信自己总能幸免于难，我们往往不去采取明智的预防措施。性活动频繁但不愿坚持避孕的女大学生们则认为，与学校中的其他女同学相比，自己意外怀孕的可能性不大（Burger & Burns， 1988）。那些相信自己的驾驶技术在“平均水平之上”的老司机们在驾驶测试中失败的可能性是那些谦逊的司机们的四倍多，于是他们也被评定为“不安全的”（Freund & others， 2005）。那些高估自己学习能力的大学新生经常会体验到自尊心和幸福感受挫的痛苦，而且更可能退学（Robins & Beer， 2001）。
盲目乐观的人更有可能选择低年费和高利率的信用卡作为支付手段——对一般的借款人来说这是一种很差的选择，他们的利息费用远远超过了在年费上的那几美元的差异（Yang & others， 2007）。因为信用卡发售方的主要利益来源就是利息收入，盲目乐观的消费者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更多的利益——更多的钱会从消费者的口袋里流出。
那些满不在乎地刷信用卡的人，那些不肯承认吸烟有害身体健康的人，还有那些陷入不幸关系里的人们，无一不提醒我们，盲目乐观如同傲慢一样，是注定要失败的。在赌博时，乐观者比悲观者更能坚持，即使不断地在输钱（Gibson & Sanbonmastu， 2004）。如果经营股票或房地产的商人觉得自己的商业直觉远远超过自己的竞争对手，他们同样也可能会体验到深深的失落感。甚至是17世纪人类经济理性的捍卫者、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预见到，人们会高估自己赢利的可能性。他认为，这种“对自己好运的荒谬的推断，”来源于“绝大多数人对自身能力过于自信的幻想”（Spiegel， 1971， p.243）。
盲目乐观的现象似乎越来越多了。在20世纪70年代，一半的美国高中毕业生预测他们成年后将会成为“很好的”工作者——这是可获得的最高评价，因此这就相当于他们给了自己五星（顶级）。到2006年，有2/3的青少年相信他们将会达成这一目标——自己会置身于前20%的行列（Twenge & Campbell， 2008）!更惊人的是，2000年时，一半的高中毕业生都相信他们能拿到研究生学位，即使只有9%的人真的有可能做到（Reynolds & others， 2006）。即使目标远大有利于成功，但是把目标定得太高的人会感到十分失望和抑郁，他们最终要学会使自己的目标更符合现实（Wrosch & Miller ， 2009）。
乐观主义确实比悲观主义更能增强个体自我效能感、促进健康和幸福感（Armor & Taylor， 1996；Segerstrom， 2001）。作为天生的乐天派，大多数人相信自己在未来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更幸福——这种信念有助于营造当前的快乐心态（Robinson & Ryff， 1999）。如果乐天派的祖先比悲观派的祖先更有可能克服困难而生存下来，那么我们倾向于乐观就不足为奇了（Haselton & Nettle， 2006）。
然而少量的现实主义，或者如朱莉·诺雷姆（Norem， 2000）所谓的防御性悲观主义，可以把我们从盲目乐观的危险中拯救出来。防御性的悲观主义者会预见问题的发生，并能够促使自己进行有效的应对。正如一句中国成语所说，“居安思危”。自我怀疑可以激励学生的学习动机，而多数学生，尤其是那些认为自己注定低分的学生，在考试来临时都显示出过分的乐观（Prohaska， 1994；Sparrell & Shrauger， 1984）。那些过分自信的学生倾向于不做充分的准备。那些和他们能力相当但更焦虑的同伴们，则因为担心在未来的考试中失败而加倍努力学习，最后通常会获得较高的成绩（Goodhart， 1986；Norem & Contor， 1986；Showers & Ruben， 1987）。以一种更直接、更现实的视角看待事物通常是很有帮助的。在一项研究中，学生们要预测他们的考试成绩。当这项考试是假设的时候，他们的预测超乎寻常的乐观；但是当考试真的来临时，他们对自己成绩的预测却出人意料的精确（Armor & Sackett，2006）。你可以在没有考试的时候夸夸其谈地赞美自己，但伴随接踵而来的考试，最好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吹牛的傻瓜。
能够听取批评也很重要。“我经常告诉学生们一条绅士的规范，”大卫·邓宁（Dunning， 2006）写道：“如果两个人分别各自给予对方同样消极的反馈，他们至少应该考虑一下这些评论为真的可能性。”
悲观主义的思维和乐观主义的思维都具有力量。记住这句格言：学业上的成就既需要足够的乐观精神以支撑希望，同时也需要足够的悲观心态以激起关注。
虚假普遍性和虚假独特性
为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常常表现出这样一种奇怪的倾向：过分高估或低估他人会像我们一样思考和行事的程度。在观点方面，我们过高地估计别人对我们观点的赞成度以支持自己的立场，这种现象被称为虚假普遍性效应（false consensus effect）（Kruenger & Clement， 1994；Marks & Miller， 1987；Mullen & Goethals， 1990）。好像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就是一种常识。
如果我们做错了事或是在任务中失败，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些失误是正常的，以让自己安心。当某个人对别人说谎之后，他便开始觉得其他人也是不诚实的（Sagarin & others， 1998），他便开始觉得其他人也像他那样思考和行事：“我是说谎了，可别人不也都如此吗？”如果我们隐瞒个人所得税或吸烟行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跟我们有同样行为的人也很多。如果我们对另一个人产生了性兴趣，我们也许会高估对方对自己的欲望。前《海岸救生队》演员大卫·赫索霍夫承认，“我的确打肉毒杆菌了，可别人也如此啊！”近来的四项研究指出：
● 在禁澡期间偷偷洗澡的人会认为很多人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情（Monin & Norton， 2003）。
● 剧烈运动后口渴的人会想象，与饥饿相比，迷路的徒步旅行者更可能会遭受口渴之苦。博文和洛温斯坦（Boven & Lowenstein， 2003）的一项研究表明，88%刚做完运动的口渴者会做出这样的猜测，而那些将要去运动的人中只有57%会这样想。
● 当人们自己的生活发生变化时，可能会认为整个世界也在发生变化。具有保护意识的新手父母们会认为世界更加危险。此外，节食减肥的人会认为食品广告更具欺骗性（Eibach & others， 2003）。
● 对其他民族持有消极看法的人推测很多人都持有这种负面的刻板印象（Krueger， 1996， 2007）。因此我们对别人思维的感知可能会揭示出一些我们自己的东西。
有谚语说：“我们并不是客观地看待事物，而总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事物。”
虚假普遍性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们的归纳性结论只是来自一个有限的样本，而这个样本显然还包括我们自己在内（Dawes， 1990）。既然缺少其他信息，何不使用我们自己内心的“投射”呢？何不把我们自己的认识推及别人，用自己的反应作为线索来推断别人的反应呢？大部分人通常持有大众的观点，所以当人们假设自己处于大众中时，自己是正确的。此外，我们偏爱和那些同我们态度和行为相近的人交往，并透过这些熟悉者的眼光来评判世界。
图4-1
自我服务偏见如何起作用。
而在能力方面，当我们干得不错或获得成功时，虚假独特性效应（false uniqueness effect）则更容易发生（Goethals & others， 1991）。我们把自己的才智和品德看成是超乎寻常的，以完善自己的自我形象。这样，那些吸食大麻且系安全带的人会高估（虚假普遍性）其他吸食毒品者的数量，而低估（虚假独特性）系安全带的普遍性（Suls & others， 1988）。这样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的失误是相对普遍的，而我们的优点却是非同寻常的。
总之，自我服务归因、自我恭维的比较、盲目乐观以及自身失败的虚假普遍性，所有这些倾向都是自我服务偏见的表现（见图4-1）。
自尊动机
为什么人们会以一种自我提升的方式来看待自己呢？一种解释将自我服务偏见看做我们加工和记忆有关个人信息的副产品。将自己与他人相比较，要求我们去注意、评价、回忆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因此，这就增加了我们在信息加工的过程中出错的机会（Chambers & Windschitl，2004）。回想一下之前提到的一项研究，已婚者往往认为自己比配偶做更多的家务。正如迈克尔·罗斯和西科利（Ross & Sicoly， 1979）所指出的，也许是因为我们更容易回想起自己做过什么，而往往很难回忆起自己没做过什么，或者仅仅是看到我们的伴侣在做？我能很容易想到自己捡起衣服的画面，但我很少能意识到自己置之不理的次数有多少。
这种有偏差的知觉难道仅仅是一种知觉错误，一种关于我们如何处理信息的非情感性倾向，还是出于自我服务的动机呢？研究已经证实了我们有多种动机。我们寻求自我认识，渴望评定自己的能力（Dunning， 1995）。我们寻求自我证实，渴望验证我们的自我概念（Sanitioso & others， 1990；Swann， 1996， 1997）。我们寻求自我确认，尤其希望能提升自我形象（Sedikides， 1993）。自尊动机也促进了自我服务偏见的出现。正如社会心理学家巴特森（Batson， 2006）猜度的那样：“头脑是心脏的延伸。”
特瑟（Tesser， 1988）的研究表明，“维持自尊”的动机可以预测许多有趣的现象，例如兄弟姐妹之间的摩擦。你是否有一个与你年龄相近的同性兄弟或姐妹？如果是的话，在你们成长的过程中，人们很可能会拿你们作比较。特瑟推测，如果人们对两个人中的一个人评价更高，就会促使另一个人以某种维护自尊的方式行事。（特瑟认为，拥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兄弟或姐妹的人，其自尊会受到很严重的威胁。）因此，那些拥有一个相当能干的兄弟的人总能回忆起他们之间的不和；而那些和兄弟能力不相上下的人，反而往往想不起他们之间有什么摩擦。
自尊的威胁也可能发生于朋友之间，因为朋友的成功可能比陌生人的成功更具威胁性（Zuckerman & Jost， 2001）。它同样可以在夫妻之间发生。尽管夫妻之间具有深厚的共同利益，但相同的事业目标仍然会使他们产生紧张和嫉妒（Clark & Bennett， 1992）。当我们的搭档在一个对彼此都很重要的领域中脱颖而出的时候，我们会通过确认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来降低对自尊的威胁，例如告诉大家：“那个很有能力的人是我的搭档，我们关系很密切”（Lockwood & others， 2004）。
维持或增强自尊动机的意义是什么呢？马克·利里（Leary， 1998， 2004b，2007）认为，我们的自尊感犹如汽车上的油量表。人际关系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导向意义。因此，当我们遭遇威胁性的社会拒绝时，自尊指示表会警告我们，以促使我们更敏锐地觉察他人对我们的期望。研究证实，社会拒绝会降低我们的自尊，同时增强我们渴望被接纳的意愿。当我们被藐视或抛弃时，我们感到自己缺乏魅力，能力不足。这种痛苦如同仪表盘上闪烁的指示灯一样，会驱使我们通过行动来发展自我，并在其他地方寻求社会接纳和认同。
对自尊和自我服务偏见的反思
如果你像某些读者，至此你可能发现，自我服务偏见要么令人沮丧，要么与你偶有的不适感相反。的确，当那些带有自我服务偏见的个体面对在成就、吸引力或技能方面高其一筹的人时，会产生自卑感。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持有自我服务偏见，确实有一些人正承受着低自尊的痛苦。积极的自尊确实有一些好处。
自我服务偏见的适应性
自尊有其阴暗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当发生好事时，相比于低自尊的人而言，高自尊者往往更能尽情享受并保持这种良好的感觉（Wood & others，2003）。谢莉·泰勒和她的同事（Taylor & others， 2003）指出：“相信自己比同伴拥有更多的天赋和积极的品质，能使我们对自己保持良好的感觉，而且这种对自我的正性评价，能为我们提供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压力环境所需的资源。”
自我服务偏见及其归因方式也可以保护人们免受抑郁的伤害（Snyder & Higgins， 1988；Taylor & others， 2003）。不抑郁的人通常显示出自我服务偏见。不抑郁的人将他们的失败归于实验任务或者觉得它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而抑郁者的自我评价及其对他人如何看待他们的评价都没有表现出夸大。
自我服务偏见也可以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博纳诺及其同事（Bonnano et al., 2005）以目睹“9·11”事件的人或者从世贸中心逃出来的员工为被试，评估他们的情绪复原力。结果发现，那些表现出自我提升倾向的人其情绪具有更强的复原力。
格林伯格、所罗门和汤姆（Greenberg， Solomon & Pyszczynski， 1997；Greenberg， 2008）在他们的“恐怖管理理论”中提到了积极自尊适应性的一个理由：它可以缓解焦虑，包括我们对死亡的焦虑。童年时我们有这样的体验：如果我们达到了父母的要求，就会受到关爱和保护；如果我们没有达到要求，父母可能就会收回对我们的关爱和保护。这样，我们就把“良好的自我感觉”和安全感联系起来了。格林伯格等人认为，积极的自尊（良好的自我感觉和安全感）甚至可以使我们消除对最终死亡的恐惧。他们的研究表明，提醒人们终究要面临死亡（让人们写一篇关于死亡的短文）有利于个体肯定自我价值。而且，当面临威胁时，较强的自尊可以减轻焦虑。在2004年，也就是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的一年，感到国家正处于威胁之中的伊拉克青少年报告有最高的自尊（Ford & others， 2008）。
正如有关抑郁和焦虑的新研究所揭示的，在自我服务知觉中可能存在某种实践智慧。认为自己比真实中的自我更聪明，更强大，更成功，这也许是一种有利的策略。骗子们同样会显得诚实可信，如果他们相信自己很正直的话。相信自己更优秀同样会激发我们去努力（自我实现预言），并能在困境中保持希望（Willard & Gramzow， 2009）。
自我服务偏见的不良适应
尽管自我服务偏见产生的自豪感可以帮助我们抵制抑郁，但它也会给人们带来一些不良适应。那些因自己出现社交困难而责备别人的人，往往比那些能够承认是自己的问题的人更不快乐（Anderson & others， 1983；Newman & Langer，1981；Peterson & others， 1981）。
施伦克尔等人（Schlenker， 1976；Schlenker & Miller， 1977a， 1977b）的研究同样表明，自我服务知觉可以损害一个群体。大学期间，作为摇滚乐队的一名吉他手，施伦克尔注意到，“乐队里的每个成员总是高估自己对群体成功的贡献，而低估他们对失败所负的责任。许多很棒的乐队，都是由于这些自我赞扬倾向所引发的问题而解体的。”后来他成为佛罗里达大学的一名社会心理学家，对群体成员的自我服务知觉进行了研究。在9项实验中，他让参与者共同完成某些任务。然后他故意告诉他们，他们的任务完成得很棒或是很糟。在所有的实验中，成功组的成员宣称自己为本组的成功所做的贡献要高于失败组的成员。
如果多数的群体成员都认为，虽然自己做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但自己的报酬却太低且没有得到应有的赞赏，那就可能引发不和与嫉妒。大学校长和教务主任很容易发现这一现象，90%以上的教职员工都认为自己比一般同事更杰出（Blackburn & others， 1980；Cross， 1977）。当宣布加薪时，有一半的人会得到平均水平或低于平均水平的薪金，难怪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不公平的受害者了。
自我服务偏见还会夸大人们对自己群体的评价，这一现象被称为群体服务偏见。当各个群体之间进行比较时，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群体是最棒的（Codol，1976；Jourden & Heath， 1996；Taylor & Doria， 1981）。
● 多数大学女生联谊会的成员都认为自己组的成员不像其他组的成员那样爱逞能和势利眼（Biernat & others， 1996）。
● 53%的荷兰成年人认为自己的婚姻或伴侣比其他大多数人的要好，只有1%的人认为自己的婚姻比其他人的差（Buunk & van der Eijnden， 1997）。
● 66%的美国人给自己长子所在公立学校的打分是A 或B，然而，几乎同样多（64%）的人给国家公立学校的打分是C或D（Whitman， 1996）。
● 大多数企业总裁和部门经理都会高估自己企业或部门的生产力和增长率（Kidd & Morgan， 1969；Larwood & Whittaker， 1977）。
人们带着赞许性的偏见来看待自己和他们的群体，这种现象当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古希腊悲剧将狂妄和傲慢描述为悲剧性的缺陷。正如我们实验中的参与者一样，那些希腊悲剧人物并非有意地作恶，他们只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在文学作品中，傲慢的危害同样被一遍遍地描写。在神学中，傲慢一向居于七宗罪之首。
如果把傲慢归属于自我服务偏见，那谦虚呢？是对自己的轻视吗？英俊的人觉得自己丑陋，聪明人觉得自己傻，这并非谦虚。虚伪的谦逊其实是为了掩饰个体认为自己真的优于众人的想法。（1996年，詹姆斯·弗里德里希报告，大多数人在认为自己不比一般人更优秀的时候，反倒在心里庆幸自己更加优秀！）真正的谦逊，与其说是虚伪的谦虚，倒不如说是不太在意自己。它一方面让人们自由地为自己的专长而欣喜，另一方面也实事求是地认可他人的专长。
模块5 积极思维的力量
我们对社会心理学家所揭示的强有力的自我服务偏差已经进行了探讨。当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比他人的道德水平更高且更应得到回报时，那么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出现冲突就再正常不过了。
对自我服务偏差的研究揭示了人性的真谛。但是因为世界纷繁复杂，单一的真理无法让我们看到事实全貌。的确，已有人对这些人性真谛做了一个重要的补充。高自尊——一种自我价值感——具有适应性。与那些低自尊的人相比，高自尊的人更快乐、更少神经质、更少患溃疡和失眠症，更少对药物和酒精上瘾（Brockner & Hulton, 1978; Brown, 1991）。许多临床心理学家报告说，潜藏于人类绝望之下的是一种无力的自我接纳。
班杜拉（Bandura， 1986）在他的研究中发现了积极思维的力量，并提出了自我效能感（self-efcacy）的概念，这是一种隐藏于积极思维力量背后的、关于智慧的学术观点。对自己能力与效率的乐观信念可以获得很大的回报（Bandura & others，1999；Maddux & Gosselin，2003）。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儿童和成人更有韧性，较少焦虑和抑郁。他们还生活得更健康，并且有更高的学业成就。
自我效能就是自己在做事情时感觉到的胜任程度。如果你相信你能做好某件事，那么这种信念会带来什么不同吗？它取决于另一个因素：你能控制你的结果吗？例如，你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错的司机（高自我效能），但是又害怕被其他酒后驾车的司机危及安全（低控制）。你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学生或工人，但是又害怕因为自己的年龄、性别或外貌而受到歧视，因而，你可能认为自己前景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