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次的讲座只是浮光掠影地谈了一些情况。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准备从事更艰巨的任务。在上次讲座中，我们发现行为主义者始终不懈地研究刺激，尽管它对人类有机体的作用尚不明了。行为主义者谋求发现这些刺激在单独呈现或组合起来呈现时将会引起哪种反应。他不仅改变刺激呈现时的组合方式，而且也改变刺激发挥作用的强度和时间。
例如，一位母亲正在我面前的椅子上小睡。我对她说话，但是我的声音未能引起反应。于是，我让院子里的一条狗轻轻地吠，可是同样未能引起这位母亲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我便径直到婴儿卧室去把孩子弄哭。结果，这位母亲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奔向婴儿的卧室。然后，我科学地确定足以引起母亲反应的婴儿哭声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接着我变化各种条件，并对其他许多母亲进行研究：我应用数学和逻辑学对这些研究结果加以分析。这将是科学的程序。然而，就常识观点而言，整个研究反映在如下一句古老而又熟悉的谚语中——“婴儿最轻微的哭声也能唤醒一位沉睡的母亲”。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我的艾尔谷种狗（Airedale dog）卧在我的脚旁酣睡。如果我把纸张弄得沙沙作响，将会发生什么情况？狗只是呼吸稍有变化。如果我把小笔记本掷到地上，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它使狗的呼吸发生变化——脉搏加速，以及尾巴和脚有轻微活动。于是，我站起身来，尽管我没有碰到狗——结果狗也立即爬起来，准备玩耍、打架或吃东西了。
既然人类已经存在数十万年了；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即使有时我们曾经错误地崇拜“内省”（introspection）这种心理现象]我们还是成功地收集到了各种刺激作用于人类行为的许多数据。
也许你会认为我正在挑选一些十分人为的例证——你可能坚持认为，正如我在这里已经提出的那样，我们不会处理情境（situations）和刺激，那么就让我们到现实生活中去吧。比如，以我们增加雇员的工资为例。给雇员额外津贴——以正常租金向他们提供房子，以便他们能够结婚成家。我们安排了浴场和运动场。我们始终不停地操纵各种刺激，一会儿把这种刺激呈现在人们面前，一会儿把那种刺激呈现在人们面前，一会儿把其他组合的刺激呈现在人们面前，以便确定这些刺激将引起的反应——期望这种反应是“符合发展的”、“合宜的”、“良好的”（而社会是通过“合宜的”、“良好的”、“符合发展的”反应才真正具有意义的，这些反应不会干扰社会业已认可的和已经确立的传统的事物顺序）。
可是，另一方面，行为主义者（现在我准备承认我们都是行为主义者了——我们不得不这样）恰恰从相反方向进行研究。个体正在做某事一正在作出反应——作出举动。行为主义者为了使其方法在社会上有效，能在另一次实验中复制这种反应（也可能在其他个体身上复制这种反应），因此他试图确定引起这种特定反应的情境究竟是什么。
我发现你们中间有些人正在这间拥挤的房间里打呵欠，并且与睡魔作斗争。每天晚上，当我们坐在一起大约半小时以后，也会看到同样的行为。为什么？你们中间有些人可能会说因为这是一堂愚蠢的讲座——有些人认为那是由于通风情况不佳——而假如他们倾向于科学性的话，他们可能会精心发挥，并且这样说：“你瞧，处在这样拥挤的房间里，氧气会很快消耗完——于是便导致我们赖以呼吸的空气里二氧化碳过多；二氧化碳对我们来说是有害的——这就使我们呵欠连篇，昏昏欲睡，如果这种张力（tension）越来越增强，便可能致你于死地。”不过，假如我不满意并开始实验，结果将会怎样？我们实际上已经做了这些实验，但是现在我不会花时间来告诉你们这些实验的情况——我将仅仅向你们提供实验结果。你打呵欠和昏昏欲睡的原因是由于你身体周围热量增加——尤其在你的皮肤和衣服之间不搅动的空间中热量的增加。如果看管房屋的工友放进两三台电扇，让空气保持流动，那么你的呵欠和睡意便会消失——稍稍增加二氧化碳的张力这一事实与这种反应毫无关系。科学方法已经使我们不仅能够发现引起这种反应的刺激，而且能够发现通过消除或减轻这种刺激如何有效地控制这种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