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在所有的社会实验中，我们具有两种一般的程序：
（1）我们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如果我们在社会情境中作出如此这般的改变，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我们无法肯定情况将会有所好转，但是总会比目前的情况要好。让我们作出改变吧！”通常，当社会形势变得无法忍受时，我们就会盲目地采取行动，而不唤起任何言语的关联，正如我在这里已经指明的那样。
我们可以将程序（2）描述如下：“我们想要这个人或这批人做某件事，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安排一种情境使他做这件事。”这里的程序有些不同。社会盲目地用尝试和错误（trial and error）进行实验。但是反应是已知的和得到赞同的。操纵刺激不是为了看一般说来将会发生什么情况，而是为了引起特定的行为。你们也许不会清楚地了解这两种程度之间的差别，但是，举些例子也许会使之清楚起来。首先，我们都必须承认，社会实验目前正以很快的速度进行着——对于轻松自在的凡夫俗子来说，正以惊人的高速度进行着。作为上述第一种程序的社会实验例子，我们举战争为例。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言，当一个国家进行战争时，该国采取的反应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同样，当儿童辛辛苦苦搭建起来的积木被随手推倒时，这也是盲目操纵刺激的一个例子。
禁酒不过是对一种情境的盲目的重新安排（blind rearrangement）。酒吧带来了一系列为社会所谴责的行为，社会中的芸芸众生，对于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无法作出任何合理的预言，于是把整个的情境彻底摧毁，并通过批准第18号修正案创造一种新的情境。确实，在这里，他们期望产生某些结果——禁止饮酒，降低犯罪率，减少婚外性生活，如此等等。但是对于研究人类本性甚至研究地理的任何学者来说，尽管无法预测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但仍可以预见到那些结果不会发生。这种结果，除了在较小的城镇之外，当然是和这些期望相违背的。在大城市中，或在大城市附近（那里的法律控制不很有效，而且那里的舆论是一种较差的控制因素），我们的监狱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拥挤。犯罪十分猖獗，尤其是凶杀案盛行。后者正开始引起人寿保险公司的关注。一家保险公司单单在1924年由于凶杀案的赔偿便损失了75万美元。还有，成千上万的公民由于参加酒类走私而被枪杀，或者由于酒精中毒而死去。所有这些情况使得禁酒法律一再遭到践踏，其直接的后果是，人们对法律的恐惧消除了；而当一项禁令不受惩罚地被打破以后，不仅药品推销员的特殊禁令失去了它的控制性，而且对那位特殊的药品推销员的所有禁令也会趋向于变得无效。在原始社会里发生的情况今天又发生了。毫无疑问，人们对所有的法律都抱以轻率的态度。
俄国君主政体的垮台和苏维埃政府的形成是盲目操纵（blind manipulation）形势的又一个例子。不论是朋友或敌人，都不会预言行为的变化将会增加。事实是，这种变化已经阻碍了俄国的工业进步，而且可能已经使俄国人民的知识和科技倒退数百年。无须进一步的精心阐述，我们便可将一些问题用一般图式归纳如下：
在这种社会实验中，社会往往会深深陷入困境——并不通过小规模实验手段摸索着寻找出路。社会并不以任何明确的实验程序来工作。它的行为往往有点像乌合之众，换成另一种说法，也即组成团体的个体退步到婴儿期的行为状态。
与此相似，社会实验在上述程序（2）中进行着。在这里，反应是已知的而且为社会所认可——婚姻、未婚者的克制、参加教会、基督教十诫中要求的积极行动，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都是这些得到认可的反应的例子。我们再一次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我们的实验包括建立一组组刺激，直到从刺激的正确群集中得到特定的反应为止。在尝试安排这些情境时，社会往往像低于人类的动物那样，盲目地和杂乱无章地工作着。确实，如果有人想一般地归纳出以往2000年中社会实验的特点，那么他就把这些社会实验称之为鲁莽的、不成熟的、无计划的，并说即使有时有计划也是根据某个民族、政治团体、派别或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在社会科学家的指导之下——假若存在社会科学家的话。除了可能在希腊（Grecian）历史的某些时期以外，我们从未拥有受过教育的统治阶级。今天，我们自己的国家是历史上最糟的罪犯之一，实际上是由一批职业政治家、劳工宣传家和宗教虐待者统治着。
我能否在这里提请你们注意这一事实。行为主义心理学用遗传学方法解决问题，从简单趋向于更加复杂，从刺激产生的反应中积累大量资料，并从特定反应引起的刺激中积累大量资料，这是否将证明对社会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利益呢？行为主义者相信，他们的科学对社会的结构和控制是基本的，因此他们希望社会学能接受它的原则，并以更加具体的方式重新正视它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