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8年中，行为主义者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探讨了情绪问题。根据行为主义者的习惯程序，他在开始自己的研究之前，决定把他的前辈的工作扔进废纸篓，重起炉灶。他对成人的观察告诉他，成熟的个性（包括男人和女人）表现出在一般的情绪名义下发生的广泛反应。南部的黑人对着日落后的黑暗哀鸣和颤抖，常常跪地不起，并连哭带叫，祈求上帝饶恕他的罪恶。同样是这些黑人，晚上不愿穿过墓地。当魔力和圣物出现时，他们畏缩了。他们不会去烧曾被闪电击中过的木头。在乡村，当夜幕降临时，成人和孩子便聚集在住宅周围。他们常把这种举动合理地解释为他们会从夜空中遭遇“苦痛”。按照我们较为世俗的立场来判断，那种习以为常的情境在他们中唤起了最为强烈的情绪反应。
让我们更加具体地来论证一下。下面是纽约（New York）的一个3岁幼儿所害怕的东西的清单：黑暗、所有的兔子、小老鼠、狗、鱼、青蛙、昆虫、机器动物玩具。当这个幼儿正在兴奋地玩积木时，把一只兔子或其他动物拿近他，于是他那所有的建设性行为均停顿了，马上爬向围栏的角落，嘴里开始哭喊：“拿走它。”“拿走它。”同一天受测试的另一个孩子则对不同的一组东西表现出害怕反应，而另外一些孩子可能没有害怕的反应。
行为主义者越是检验成人的各组反应，就越是发现人周围的客体和情绪世界所引发的反应要比物体或情境的有效使用或操纵所要求的反应更为复杂。换句话说，客体似乎被“充电”（charged）了，产生了有效习惯并未要求的千百种附属的身体反应。我可以用黑人收藏兔子脚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就我们而言，兔脚是从动物尸体上切割下来并予以扔掉的东西;有人也许会把它扔给自己喂养的狗作为狗食。但是，对许多黑人来说，兔脚并不是可以用如此简单的方式加以对待的东西。他们把兔脚晒干、磨亮、放进口袋里，关注着并小心保护着。他们不时地检查；每当遇到麻烦时，便祈求它的指导和帮助。一般而言，对它的反应并不仅仅是对一只兔脚的反应，同时也是一个信仰宗教的人对上帝的反应。
在某种程度上说，文明剥夺了人们对物体和情境的反应。但是，正如我在第一讲中所指出的，很多人仍然对宗教信仰有着特殊的执著。面包是饥饿时候吃的，葡萄酒是人们在正餐或宴会时喝的。但是，这些简单的、平常的、非情绪的东西，当在教堂里以圣餐的形式提供给个人食用时，就引起了跪拜、祈祷、低头、闭眼和其他一些言语的和身体的混合反应。圣徒的骨头和遗骸在虔诚的宗教信仰者中间唤起的一系列反应，虽不同于兔脚在黑人中间唤起的反应，但是两者是完全对等的（从起源的观点来看）。行为主义者甚至更进一步地调查了他的同事们每天的行为。他发现晚上地下室内发出的响声可以使他的隔壁邻居变得非常的孩子气；当上帝的名字被“亵渎”时，他们中的许多人非常震惊，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无礼的，有这种不尊重行为的个体必会受到惩罚。他发现，他们中有许多人在走路时总是离狗和马远远的，甚至不得不转过身或者穿过马路来避免碰到它们；他发现男人和女人在拋弃他们所讨厌的伴侣时，一点也不能使其行为合理化。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把所有这些生活中的物体和情境都放到实验室中去，如果我们能够制定出一个从生理学角度说完全科学地对它们起作用的方法[终有一天，实验伦理学（experimental ethics）可能探讨这个问题]，并且把这些形式称做规范或标准，然后在这种规范的指导下考察人们日常的行为，那么我们就能从中发现趋异的（per-gence）规律。趋异的表现形式为：附加的反应（accessory reactions）、缓慢的反应、没有反应（麻木）、反应阻滞、消极反应、为社会所拒斥的反应（偷窃、谋杀等等）、属于其他刺激的反应[替代（substitute）]。看来，现在把所有这些都称做“情绪”而无须进一步定义这个词是比较公正的。
正如你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我们并没有关于反应的生理学标准规范，但是我们可以接近它。物理学的进步使我们对昼夜、季节、天气的反应方式标准化。我们不再认为一棵被闪电击中的树是由于受到诅咒的缘故。我们不再认为当我们拥有了敌人的指甲、毛发和排泄物，我们就占尽了优势。我们不再仰望蓝色的天空，认为那里有个居住着神灵的王国（至少我们当中有些人的勇敢灵魂不这么认为）。我们不再认为遥远的、几乎看不见的山峦是神灵的家园。科学、地理和旅行使我们的反应标准化。我们对食物的反应通过食品学家的工作而变得标准化。我们不再认为任何一种特殊形式的食物是“干净的”或“不干净的”，我们现在只认为它能不能满足特定的身体需求。
然而，我们的社会反应仍然保留了非标准化。甚至不存在历史的指导。耶鲁（Yale）大学的萨姆纳（Sumner）教授很好地指出了这一点。根据他的观点，每一种可想象的社会反应都有在某一时刻或另一时刻被认为是“正常的”和“非情绪的”行为方式。一位妇女可能有许多丈夫；一个男人可能有许多妻子；在饥荒时后代可能被杀；必要时可能吃人肉；子孙的牺牲可以抚慰神灵；你可能把你的妻子借给你的邻居或客人；妻子在焚烧丈夫尸体的火堆上安然地自焚。
今天，我们的社会反应还没有更好地标准化。设想一下1925年我们在父母面前，在我们的社会领袖面前的附属反应。设想一下我们的英雄崇拜，我们对学术权威、作家、艺术家、教会的崇敬！设想一下我们在人群中、在假面舞会上、在橄榄球和棒球赛场、在选举中、在宗教布道会上、在失去心爱的人或物的悲痛场合所表现的行为。我们有许多词汇来涵盖这些附属反应——崇敬、爱家庭、爱上帝、爱教会、爱国、尊敬、谄媚、敬畏、热情。我们在这些情绪刺激面前，表现得像个婴儿。
那么，行为主义者如何工作呢？所有这些成人反应的复杂性质使得行为主义者不可能在成人身上开始他的情绪研究。他小得不从发生的（genetically）角度研究情绪行为。
假定我们从3岁幼儿开始——我们走出去，在公路和小道上去觅得一些被试；然后，到富人的宅第去觅得一些被试。我们把他们带进我们的实验室，让他们直接面对某一情境。例如，我们首先让一个男孩单独走进一间亮着灯的游戏室，开始玩玩具。突然，我们在游戏室里放进一条小蟒蛇或其他动物。接着，把该男孩带进一间暗房间，突然用报纸燃起一堆小火。今晚我不可能花时间告诉你们行为主义者在这类实验中设置的每一步骤。正如你们所看到的那样，我们可以搭建舞台，以便重复几乎任何一种生活情境。
但是，对这个孩子在这些情境中的反应进行测试之后，我们必须在一个成人（可以是父亲或母亲）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或一个与他同龄、同性别的孩子在他身旁的时候，或一个不同性别的孩子陪伴他时，或一群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再一次对他进行测试。
为了获得他的情绪行为的真实情况，我们必须测试他与母亲分离时的情形。我们必须让陌生人用不同的、非惯常的食物来喂他，让陌生的保姆给他洗澡、穿衣、把他放上床。我们必须拿走他的玩具，或他正在玩的东西。我们必须让一个比他大一点的男孩或女孩来欺侮他。我们必须把他放在高处或壁炉上（不能伤着他），或小马和小狗的背上。
我之所以向你们描述我们的工作，目的是为了让你们相信我们的方法的简便、自然和正确——客观的实验有着广泛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