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述关于消极反应的讨论使我陷入沉思。我曾经常常怀疑，为什么某些行为主义的伦理学专家没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些言语刺激[如果你愿意的话，称它们为“动机”（motives）或“社会价值”（social values）也无妨]。它们将帮助受过教育的人，甚至老于世故的人在身处逆境时也能继续生存下去。当一个人处于持续饥饿状态、寒冷、被遗弃、被虐待、被误解，以及悲伤和痛苦之时为什么还应该生存下去？以三种“需要”（needs）为基础的社会学（这三种“需要”是食物、性和住所）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在这种环境下继续生存无法用积极反应的理由加以合理地说明，不管这些积极反应是什么，或者其数目有多少。我们继续生存下去的原因在于，无条件的和条件的消极反应使我们不可能在正常的条件下采取必要的积极的步骤来结束我们的生存。我们可能把自己伪装起来，沉溺于一切我们喜欢的感伤的胡言乱语，谈论生活和爱情的乐趣，这些事实似乎就像我已经陈述过的那样。但是我们从幼儿时期起就被教导说，自杀证明我们有罪。我们从儿时起就牢固树立起了对利器和毒品的消极反应（条件化的视觉反应）——也就是对一切可能产生伤害或死亡的物体和情境的消极反应。这些是养成的恐惧反应而不是我在上面讨论的一般的和温和的消极反应。围绕死亡行为建立的条件反应如此之多，以至于看到或听到“死亡”这个词便会使个体对待死亡的任何一种积极反应陷于瘫痪。因此，只要个体是“正常的”（或者他今天是正常的），那么，无论处于何种情境之中，他便不可能自杀。在病理情况下，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只要有机体处于崩溃状态，自杀就会发生，而且确实会发生。鉴于这一观点，自杀始终是病理性的，始终意味着个体组织生活的崩溃。可是，在另外一种教养制度下，例如日本人，这种观点便不正确了：日本人在丧失荣誉时的即时反应便是自杀。因此，在人类中产生所谓“自我保护”（self-preser-vation）定律的不是什么情绪、本能或其他非习得的反应。从出生起就产生的消极反应只是少数情况，而且是极少数的情况（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人体组织的受伤、烧伤、皮肤撕裂、擦伤等等，以及其他一些令人讨厌的刺激、噪声和失去支持）——对于个体来说，这些本能的消极反应太少，在保护个体方面不会产生很大影响。其他一切反应是通过社会建立起来的。但是，仍然存在许多无条件反应，由此形成消极的条件反应的过程。正是这些内在的消极反应，使我们生命之舟安全地航行在“麻烦的海洋”上。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有人会向我们提供更加积极的生活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