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我们对行为的研究，我们已经分析了个体。我们谈论了个体在这种或那种情境下做些什么。我的假设是，在我们想要弄清楚整部机器对什么有用之前必须看一看轮子。在本次讲座中，让我们试着把人当做一部准备运作的组装机器。我认为，这样做并不难。把四只轮子，以及轮胎、轴、差速器、发动机和机身装在一起，我们就能得到一种机动车。机动车适合于某种工作。根据它的构造，我们把它用于一种或另一种工作。如果它是福特（Ford），它适合于跑集市，适合于运送货物，并且能在最差的气候条件下，在最崎岖的路面上驾驶。如果它是劳斯莱斯（Rolls Royce），就适合于驾驶着它去拜访一些社会阶层比我们高的人物，让那些比我们穷的人们知道我们是富有的人等等。与此相似的情况是，有一个叫做约翰・杜（John Doe）的人，他的有关部件是由头、手臂、手、躯体、腿、脚、脚趾和神经、肌肉以及腺体系统组成的。他没有受过教育，因为年纪太大，所以，他只适合于某些工作。他非常强壮，像一头骡，能够整天地进行体力劳动。他十分愚蠢，连说谎都不会；他十分迟钝，不会笑，也不会玩耍。他能胜任的工作是做一个穿白色制服的街道清洁工，或挖渠工或伐木工。一个叫威廉・威尔金斯（William Wilkins）的人，有着同样的身体部件，但他有着堂堂相貌，受过教育，老于世故，习惯于上层社会，而且旅行过。他适合于做许多工作——外交家、政治家或真正的地产商。但他从幼年开始就是一个说谎者，在一些负有责任的地方他从未得到过信任。他过于自私，以至于不能被安排在高于别人职位的位置上。他常会在下午离开工作岗位去打高尔夫球或打桥牌。
机器中的这些差异从何而来？至于人类，正如我们在本能（instincts）这一讲中看到的，所有健康的个体从出生开始都是“平等的”（equal）。与此十分相类似的词汇在我们非常著名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也出现了。这一文件的起草人尽管在心理学上被认为是无知的，但他们比人们认为的要更接近现实。他们应该更加严格准确地在“平等”这个词汇的后面加上“与生俱来”（at birth）这一条。个体在其出生以后发生的事情，使得一个人或成为干苦活的人，或成为外交家，或成为贼，或成为成功的商人，或成为著名的科学家。1776年，我们的自由倡议者没有注意到的事实是，上帝本身不能与40岁的、像美国人一样有着不同的环境影响的个体保持平等。
在研究一个个体的人格时——他适合于做什么，不适合于做什么，什么东西不适合他——我们必须在日常进行复杂活动的时候，对他进行观察，不是在某一瞬间，而是一星期又一星期，一年又一年，观察他在压力下，在诱惑中，在物质条件丰富或贫乏的条件下的行为。换言之，为了详细描述人格，我们应该把他召来，并让他在商店里经受所有可能的测验，从而才能知道他是何种类型的人——何种类型的机器。
我们检验个体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的发展历程又是为了什么呢？我记得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这样的：约翰・杜有哪种工作习惯？他能成为哪种类型的丈夫？他的优势何在？他对工作中的同伴或同事的言行举止是怎样的？他是一个真正讲道义的人，还是在星期天唱赞美诗假装虔诚，而星期一握紧拳头、不讲道义的商人？他是否得到过很好的抚养，是否在他成长的感化院里，或在他所游览的一个国家里形成了不讲礼貌的习气？在朋友危急的时候，他是否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是否努力工作？他是否快乐？他是否保持艰苦的作风？
行为主义者自然不会对他的道德（morals）感兴趣，除了作为一名科学家，事实上他并不关心他是何种类型的人。不论社会是否要求分析，他必须研究个体。作为一个有科学思想的人，行为主义者想要回答的不仅是我们被抚养的问题，而且还有其他所有可以询问约翰・杜的问题。证明一个人适合于做什么，并预言一个人将来的能力，以便为社会无论何时需要这样的资料提供服务，这是行为主义者科学工作的一部分。
人格的解析
为了明确行为主义者关于“人格”的运用，让我更具体地告诉你们这个术语的意思。你们是否记得第四讲中的图解？在那里，我谈论了活动流（activity stream）的发展。我指出行为从出生和出生以后的不同阶段具有非习得（unlearned）的性质。我也指出大多数非习得的活动在出生以后的几小时就开始变得条件化了。从那时开始，每一个非习得的单元都会发展成一个相当广泛的系统。在我的图表中，我们勾勒出了一些线条，以便指明所发生的事情。
假定现在把这一活动流的图表绘制得更加复杂些，以便足够表明一个人从幼年到24岁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组织。这仅仅是假设，为了讨论的目的，现在假定你能做的每一件事情的习惯曲线已由一个在实验条件下对你成长到24岁的整个过程进行研究的行为主义者绘制出来了。很明显，如果在24岁时，他绘制了你的活动的横截面（cross section），他就能够把你能做的每一件事情进行编目。他将会发现许多与此有关的独立活动——请不要责怪我在谈论这些有关问题时引进哲学家和爱因斯坦（Einstein）——我的意思仅仅是许多活动的发展围绕着一些相同的事情，诸如家庭、教堂、网球、制鞋等等。让我们随便来看看某些习惯系统，例如制鞋。
鞋的制作在过去首先是要饲养牲畜，然后宰杀它们，再把兽皮送到制革工场。在制革工场里，橡树树皮在牲口驾驭的磨坊里被碾碎。磨坊地上挖一个大缸，缸里装满了水，制革的树皮被扔进缸里。然后，把兽皮放入缸内，从橡树树皮里产生的鞣酸（tannic acid）会引起兽皮的软化。这就是所谓的鞣皮法。接着，把兽皮从缸里拿出来进行清洁，并彻底晒干和处理。最后，为制成鞋，皮革必须切碎、定型，鞋底必须缝制。在制成一双鞋之前，不必去计数经过的每一个操作过程。在我祖父那个地方有一个人，他对这一操作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而且能准确地熟练地掌握和完成它们。我把这些与制鞋有关的所有活动称为“制鞋的习惯系统”（shoe making habit system）。当然，由于劳动进行的特殊性，一组活动每隔10年都有所不同。你能够很容易地理解，如果我们把那个系统分解成独立的活动，我们需要在一个图表中标明1000个区域，以便能够描述制鞋这个组织。为了使我们的图表更完善，并能帮助我们预测一个人制鞋活动的未来行为，我们应该表明每个习惯开始形成的年代和从那时起到现在的整个历史。这个研究将为我提供一个人制鞋习惯的生活历史。
现在，让我们转向另外一个复杂的习惯系统。在谈论一个人的人格时，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那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指这个人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每天读圣经，在桌子旁祷告，期望他的妻子和孩子一起去教堂，试图改变他的邻居，使之成为一个信仰宗教的人；同时他又去参加其他许多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被称做是现代基督徒的宗教活动。让我们把所有这些独立的活动汇总到一起，称它们为一个人的宗教习惯系统。现在，组成这一系统的每个独立活动都可追溯至一个人的过去，以及从那时起到我们截止的24岁这一整个历史过程。举个例子来说，在他2.5岁的时候，他知道了小孩子的祈祷文：“现在，我去睡觉了。”这一习惯在6岁的时候就消失了，结果出现了主祷文（Lord’s Prayer）。以后，如果他接受主教派信仰（Episcopal faith），他就能读印刷的祈祷文。如果他是一个浸礼会教徒（Baptist）、卫理公会教徒（Methodist）或是长老会教徒（Presbyterian）的话，他就会有自己的祈祷文。18岁的时候，有了某种在公众中演讲的组织，他就开始“领导”祈祷会议。在4岁时，他开始看圣经中的图片，听圣经的故事，这时候，他开始去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记某些圣经细节。不久，他能够完全阅读圣经并记住整本书了。试图获得这一宗教组织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探索它的起始和它的承上启下历史是一项很复杂的任务。
迄今为止，我们只是详细地讨论了这些系统中的两个系统。但24岁这个横截面却显示了许多这样的系统。你已经对它们中的许多系统很熟悉了，如婚姻习惯系统、父母双亲系统、公众演讲系统、知识渊博的思想家的思想系统、饮食系统、害怕系统、爱的系统、愤怒系统。所有这些都从总体上加以分类，当然，其中必定忽视了许多小的系统，但是这些分类将为我们试图介绍的各类事实提供一个概念。让我们借助一个图表来帮助我们把所有这些事实集中到一起（见图12-1）。
图12-1
略图（图12-1）表明了行为主义者所谓的“人格”及其发展的情况。在考察本图解时，还需联系第六讲中关于活动流的图解。本图解的中心思想是，人格由占支配地位的习惯所构成。24岁这一横截面上所显示的人格仅仅是一小部分，实际上有许多。请注意，24岁的横截面把制鞋视作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职业性习惯系统，而制鞋的习惯系统是由A、B、C、D等各自独立的习惯所构成的。所有这些独立的习惯都置于不同的年龄。其他一些习惯系统，诸如宗教的习惯系统、爱国的习惯系统等，也将具有相似的发展路线，从个体的婴儿期开始，经历幼年期、青年期，方能完成。为了清晰的缘故，我们把它们省略了。
也许，你已经对了解人格有点不耐烦了。我给人格下的定义是：“通过对能够获得可靠信息的长时行为的实际观察而发现的活动之总和。换言之，人格是我们习惯系统的最终产物。我们研究人格的过程是制作和标绘活动流的一个横截面。”然而，在这些活动中间，在动作（manual）领域（职业的）、喉部（laryngeal）领域（大演说家、善于讲故事的人、沉默的思想家）以及内脏（visceral）领域（害怕别人、害羞、易怒、生气等我们称之为情绪化的东西）都有占居支配性的系统。这些支配性的系统显而易见，便于观察，它们是我们对个体人格所作的大多数快速判断的基础。我们将人格进行分类所依据的就是这些少量的支配性系统。
把人格还原（reduction）为可以看见和客观观察到的事物，可能与人格这个词的情感性附带内容不相一致。如果我没有定义人格这个词，而是仅仅刻画人们的性格，“他有一种命令别人的人格”，“她有一种吸引人的人格”，“他有一种难以相处的人格”，那么，人格这个词更容易适合你目前的组织。但是，倘若回到现实再想一想，你说的命令别人的人格是什么意思？它难道不是一般所说的个体以一种命令的方式讲话，以及他有一个强壮的体质，他比你高一点吗？
在活动图表中没有得出的另一个因素是——人格判断（personality judgments）通常并不单纯依靠被研究个体的生活图表。如果一个研究他人人格的人能从偏见中摆脱出来，如果他能准确地考虑他自己过去的习惯系统的影响，那么他就能够进行客观的研究。但是我们中间没有人具备这样的自由。我们都为我们的过去所支配，我们对他的判断经常被我们自己的人格所困扰。例如，我上述谈及的“支配”的人格，你们会点头同意。在目前抚养孩子的系统下，父亲通常会表现出他好像是一个体格强壮、能量极大的人，好像是一头要求别人听从自己，否则就会实施惩罚的超级野兽。因此，当一个拥有这些性格特征的人走进房间，你就很容易败在他的“魅力”之下。这对行为主义者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但它表明了一个事实，即扮演你父亲的人有能力使你的行为像一个孩子。对我来说，挑选出你所拥有的人格并显示它的真实原型并不困难。
用这种方法来介绍人格，我想有一点对你们来说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即我们所处的情境是怎样支配我们的，是怎样释放这些强有力的习惯系统中的一种系统或另一种系统的。例如天使般的铃声停止了田里收割者的工作，打扰了他们的动作系统，并暂时把他们置于他们的宗教习惯系统的支配之下。概括地说，我们是受情境所要求的——这些情境可以是一个在我们的传教士和父母面前值得尊敬的人，一个在女士面前的英雄，一个绝对的戒酒主义者，或者一个喜欢喝酒的家伙。
另一个在活动图表中没有显示的——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发展这样一些习惯系统时，这些系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于是就会形成一种刺激，导致或部分地导致在同一肌肉和腺体中的两种对立类型的活动，可能产生不活动、笨拙、颤抖等。事实上，很明显，将会有持久的冲突，如同一个患精神病的个体表现出的广泛而又重大的冲突。我将继续沿此思路发展下去。
一个完整的个体将会发生以下情况：当情境要求某一习惯系统中占支配性的系统时，整个身体就开始启动；在即将到来的活动中未被使用的每组横纹肌和非横纹肌（striped and unstriped muscles）产生张力（ten-sions），从而使身体所有的横纹肌和非横纹肌以及腺体得以自由释放，以便获得所需的习惯系统。只有所要求的一种习惯系统才能发挥最大的、最有效的作用。这样，整个个体就变成了“有表达的”（expressed），他的整个人格借助他的举止活动而变得“引人注意”（engrossed）。
我是否可以岔开一下说说习惯系统的支配性与行为主义心理学所需的“注意”（attention）术语的关系？“注意不过是与任何一种习惯系统的完全支配性同义的一种词语习惯系统，一种动作习惯系统或者是一种内脏习惯系统。”另一方面，注意的分散仅仅是表示了所处的情境没有立刻导致一种习惯系统的支配性，而是先导致了一种系统，然后又导致了另一种系统。个体开始做一件事，但此事处在另一种刺激的部分支配下，这种刺激能部分地释放另一种习惯系统。这样便导致了某些肌肉群使用的冲突，造成语言迟缓，手和身体的笨拙，或者释放一种不充足的能量来供肌肉群的使用。有这样一些例子：当你正在跳高的时候，你的同学嘲笑你；当你手握高尔夫球杆，固定姿势而不再使自己摇摆时，有人在讲话；当你陷入沉思，考虑一个问题时，水开始溢出浴缸：活动受阻，甚至前功尽弃。试图获得两种或两种以上（有时是综合的）习惯系统支配的例子是相当多的。正因为这个原因，行为主义者觉得“注意”这个词在心理学中不再适用。它是我们无力清楚思考的另一种表白，应该置神秘的事物于心理学术语之外。我们喜欢把神秘的东西保住，以便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使用它——当我们生病或身体状况不佳时，或特别不满意我们正在摆脱的存在时。于是我们开始认为，既然每一件事在这里都是无能的，那必然在某个地方有其他一些东西存在。
怎样研究人格
年轻的时候，人格的变化是非常迅速的——自然，如果人格只是个体在某一年龄阶段的完整组织的一个截面，那么你能看到这个截面在每天至少有细微的变化——但是，由于变化还不够迅速，以至于我们不能随时获得一个完整的图景。当年轻时习惯模式（habit patterns）形成、成熟和变化时，人格变化得最快。在15～18岁期间，一个女性从孩子变成了妇女。15岁时，她是同年龄男孩和女孩的玩伴。18岁时，她就成了每一个男性的性对象。30岁以后，人格变化非常慢，因为从我们研究习惯的资料中来看，在这段时间，大多数个体安于过一种平凡的生活，除非不断地受到一个新的环境的刺激。习惯模式变得固定。如果你对一个普通的30岁的个体有一个充分的描绘，那么你将会发现那个个体在往后的岁月中只有很少的变化——像大多数人一样生活。一个大声聊天、爱讲闲话、与邻居不和、幸灾乐祸的30岁妇女，将在40岁，甚至60岁都是这样，除非奇迹出现。
研究人格的不同方法
大多数人无须真正的人格研究就能对他们同事的人格作出判断。在我们飞速发展的生活中，我们经常要作出快速的判断，但我们也因此陷入了一种喜好肤浅估计的习惯，从而经常给人们带来严重的伤害。有时，我们为自己能够快速地对人格作出诊断而自豪，我们为自己能一眼知道喜欢一个人或不喜欢一个人以及永远不改变我们的判断而自豪。这意味着以这种表面观察为基础的人往往会做一件或两件与我们自己特殊的倾向性和爱好不相一致的事情。这种现象是经常发生的，因此我们关于人格的判断根本不是真实的结论，而只是对我们自己永远不会发生冲突的讨厌之物的一种展示。人格的真正观察家则试图使自己置于描述之外，而去用一种客观的方法观察其他个体。
假定我们都是认真的人格观察家，假定我们能很好地从我们自己的敏感位置上解放出来，并真正去寻求对个体人格的正确评价，我们应该怎样来获取这一信息呢？这里，有一些可供我们探索的方法:（1）通过研究个体的教育图表；（2）通过研究个体的成就图表；（3）通过运用心理学的测试；（4）通过研究个体的业余时间和娱乐活动；（5）通过研究个体在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境中情感上的特点。研究个体的行为和心理构成是没有捷径的。在这个领域里有各种各样的心理学骗子，他们相信有这样的捷径，但我想在下面告诉你们，他们的方法是不能获得满意结果的。
让我们来看看研究人格的各种方法。我决不是说行为主义者研究人格有什么明确的科学体系。行为主义者只是根据实践的、常识的、观察的方法来研究人格。
（1）研究个体的教育图表：有关个体人格的周全资料，能够通过绘制他的教育经历图表而得以收集。他是否读完了小学，或者是否在12岁时中途退学？他为什么退学？是否因为经济压力？还是因为寻求冒险？他是否高中毕业？他是否继续攻读大学直到毕业？如果不问他的才智，如果他能坚持到底，这证明他的工作习惯很好。今天，完成大学学业犹如竞走一样——一旦你开始了，就必须坚持到底。我确信一个人如果要胜任一份工作，工作的习惯对他来说是一份资产，我发现他的图表曲线是从大学开始往下降的。我把大学看做一个成长的地方——一个改变家里习惯的地方；一个学会怎样使自己与他人友好相处，从而获得一种处事手段的地方；一个学会怎样熨烫自己衣服，使自己保持整洁的地方；一个学会怎样礼貌对待女士或使自己有绅士风度的地方——一句话，是发现怎样利用空闲时间和寻求文化的地方。最后，它应该是学生借以学会尊重思想，甚至学会怎样去思考的地方。如果它并不拥有这些尊重，大学实际上是一个失败之地，在那里获得的身体的和言语的习惯很少在生活中贯彻。我花了4年时间成了大学肄业生，在那些年里，我“学习”了希腊语和拉丁语。今天，我不会写希腊字母或读色诺芬（Xenophon）的《远征记》（Anab-asis）。我读不懂一页维吉尔（Virgil）甚至恺撒（Caesar）的《注释》（Commen-taries），如果食、性、住都要靠它的话，那就麻烦了。我忠实地研究历史，但我不能正确叫出10位总统的姓名或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我不能概括《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或说出墨西哥战争（Mexican Way）的概况。
我们不能保证在没有缺点的情况下来研究大学。大学培养的人在生产上（正如他们在战争中）都能获得成功。他们遭受的挫折要比没上过大学的人少，一般来说，更容易受人欢迎。但是尽管这样，还是有许多例外。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并不总是意味着是乡下佬，或缺乏一种成功生活的资质（equipment）。
（2）研究个体的成就图表：我认为判断一个人的人格、特点和能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个体每年的成就史。我们能够通过绘制个体在他各种职位上任职的时间长度和他每年工资收入的增长来客观地衡量。一个男子，他在30岁时已经更换了20次工作，而每次更换都没有获得明确的提高，他就有可能在到45岁时再更换20多次工作。如果我拥有一笔活跃的商业生意，我不想雇用一位30岁的、每年想赚至少5000美元的人来担任要职。我希望雇用一位40岁的但薪水要求却很低的人。这里，没有一种固定而又迅速的法则可供绘制——除非例外。但可以说，每年职位的提高和每年工资的增长在个体进步中是重要的因素。
同样道理，如果一个人是作家，我们就要绘制他每年的稿费收入。如果在我们最主要的杂志上，他在30岁时与24岁时获得的字数稿费相同，那么这说明他是一个平庸的作家，他永远不会成为什么，而且永远只是那样。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就像做生意一样，如果你想要预言一个有机体的每一个器官是否完好，以及身体器官将来怎样良好地运作，我们就必须从成就这一观点来判断，从你依据的标准来衡量。
（3）心理测试作为研究人格的一种方法——自从闵斯特伯格（Mun-sterberg）在本国开始研究工作起，目前，心理学已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它已经形成了许多理论——它能使工厂一年节省7000万元，同时它也是选择雇员和安置办公室职员或工厂员工的依据和指南。这些理论是由一些著名的心理学家提出的。商业组织今天已经注意到了这些理论，部分是由于心理学家雄心勃勃，在学习爬行之前，他们已经试着走路了；部分是由于商业机构不能一直等到心理学家来发展特殊商业所需的方法。各种商行也曾感到过困惑，不仅因为不愿等候来得太迟的结果，而且因为他们不想在心理学研究工作中增加投资。他们试图明确地等待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的研究结果，但他们期望心理学家能通过一些手法和一些临时的宣言参与进来，并在行业存在的整个过程中，用另外一些方法来解决商业主管不能解决的行业问题。在这里，我自然想到全体职员的选择，选择后的职员的安排和提升，工人的工作效率，以及工人最后的高兴与满足——使用这最后两个词是因为它们已经被普遍使用。总之，人格在我们的感觉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心理学在绘制职业组织的截面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我们能够很快地测试一个人的算术能力，他的一般信息范围，他是否懂拉丁语和希腊文；一个妇女，她能否在1分钟内速记60个字，她能否1分钟写100个字，连续写40分钟而没有什么错误；一个人能否驾驶汽车通过弯弯曲曲的道路而没有撞到标杆或其他汽车等等。许多不同的职业测试正处在日益完善的过程中，我期待着看到这类测试的进步。
但是必须记住，职业测试只能表明在特定时间完成一些事情的全部能力。它具有特定的误差。做某些事情的全部能力不能告诉我们个体“系统的工作习惯”（systematic work habits）。假设当他很饥饿或需要一个蔽身处时，他确实是一个工作很卖力的人。然而，在酒足饭饱以后，或已经居住下来之后，他是否还会富有成效地工作？他是否有许多私人的事要做？注视钟表时点是否成为他的一种习惯？这是许多个体的真实情况。对于他们来说，9点钟似乎来得太早，而5点钟似乎来得太迟。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判断一个人工作中主要因素的短文。我写道，如果要想挑选一个人最基本的性格特征，就应该选择工作习惯——对工作的真正热爱，有承担超负荷工作的愿望，比指定的时间工作得更长，在工作完成之后清理工作场所。我发现这些事情很早就进入了个体之中，否则他就永远不会再去拥有它们。迄今为止，尚缺乏能在这些事项中得出个体的能力或弱点的心理学测试。
（4）研究个体的业余时间和娱乐活动：每个人都有一些娱乐或消遣形式。有些人的娱乐是阅读书籍，有些人是游戏，有些人则是运动。但也有人热衷于性、酒精、快速驾驶；有些人喜爱与家人在一起；也有些人是报纸上经常提及的少数人，他们热衷于工作——但像报道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死亡一样，这些陈述通常是“言过其实”的。
我认为运动和娱乐是很外露的东西。我们能把某些运动看成是独特的资产，而把另外一些运动看成是负债。快速驾驶狂会导致事故；性欲狂会带来许多复杂的混乱；而酗酒狂会引起身体器官的失调和工作的失败，并最终走向死亡。
室外活动有助于身体健康，产生激烈的竞争，加强协作关系。如果我发现一个人有着擅长室外活动的形式，如高尔夫球、网球、驾驭独木舟、钓鱼、打猎、拳击或跑步，我认为它们有利于你们研究这个人的经历。
我仔细研究了室内活动情况，如打牌、下棋、跳舞……唱歌和弹奏乐器。我认为，一个没有能力赚钱（从职业曲线上可以看出）的人要想同时精通一项娱乐活动是比较困难的；同样，对于一个不友善的、难以与人和睦相处的人来说，精通运动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暂且让我们承认运动和娱乐可能预示人格，个体的运动和娱乐这一线索是值得研究的。
（5）研究个体在实践条件下情感的特征：我们对有关因素的研究，诸如个体的受教育经历，他的工作成就和他的业余活动，都不能勾勒整个人格的特征。一个人可能在他的工作习惯以及身体和言语方面很成功，但他也可能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他在宴会上，在高尔夫球场上，在旅行中不受欢迎；他可能是一个卑鄙的、吝啬的、不友善的、傲慢地对待别人的人——简而言之，一个令人与之一起生活或接近感到可怕的人。我的意思是指某些人在情感方面没有得到足够充分的发展。他们是情感的失败者。我们通过观察，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测量。如果我们没有十足的勇气去邀请这个人到我们家里做客，或上门访问，那么我们就对他进行观察。我们能发现他有多少朋友，这些朋友关系维持了多久。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他没有很大的朋友圈子，没有保持很长时间的朋友，他将始终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不管他工作得如何出色。至于一个人是否会在生意上或专业上获得成功，情感方面的成功不会是一个保险的因素。我们会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他是最愚蠢的人，但上帝却喜欢他”。工作习惯和成就的记录始终应该与情感图表联系在一起来研究。
在判断人格时，我们发现对于说谎、诚实和其他所谓的道德品质很难作一个横截面。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用来发现这些情况，只能靠查阅个体的经历和考察他的最近生活。但是，当我们这样做时，必须扩大观察的范围，例如，把范围扩大到他的朋友中去，并且花相当长的时间对他的行为进行观察。如果人们都是以诚实的态度写信，那么我们对于个体情感特征的判断就更加可靠。但是，大多数人害怕写诚实的信，因此，推荐信只有很少的参考价值。我怀疑我们是否能获得个体情感特征的有价值的判断——如个体与别人相处的能力，他在劳动强度大的情况下好好工作，还是在劳动强度小的情况下好好工作，他单独一个人工作时好还是与一群人在一起工作时好，他是否在工作习惯方面表现出马马虎虎，他是否能适应工作或把那些不适应的方面隐藏起来，他在鼓励的情况下工作良好还是在责骂的情况下工作良好——除非我们提供一所预备学校，在那里个体确实能在一段明确的时间里接受各方面的观察。假定个体具有相当的智能（我们指的仅仅是相当的身体和言语组织），但经常在工作中失败，主要是因为内脏组织的缺乏而造成的——也就是说“缺乏良好平衡的情绪训练”。如果我用你们常用的一些词汇，你们会理解得更好——如个体是“敏感的”、“生气的”、“执拗的”、“存心报复的”、“傲慢的”、“爱独居的”、“孤傲的”、“骄傲自大的”、“不愿接受批评的”等等。若要获得这些情感因素，个体必须被安置在某些情境中，如同我们在研究婴儿的时候一样。你们知道，这些是没有组织的婴儿时期的反应类型——从婴儿时期遗留下来的。在一个星期或一个月工作的一般过程中，这样的情境可能很少提供给他们，因此个体必须被长时间地观察。我认为商业机构或多或少会确信这一点，他们准备给予比以往所给予的更长时间的预备训练，包括岗位调动。
人格研究中是否有捷径
我们能否通过与被试的“访谈”（interviewing）来了解一些有关人格的内容？——我们能从私人访谈中获悉个体的一些情况。然而，私人访谈必须加以扩展，而且必须通过不止一次的访谈。在访谈期间，许多细小的情况全被观察者所注意和利用。观察中，一个人的声音、姿势、步法和个人的外表——所有这些我认为都是相当重要的。你能够立刻说出一个人是否受过教育，是否有良好的举止。一个人进来访谈的时候会不脱下帽子，嘴里叼着雪茄；另一个人会惊慌得说不出话来；也有的人会自夸，以至于你想立刻回避他。
衣着在许多方面反映了一个人的行为。衣着会显示他是否有整洁干净的个人习惯。如果他的衣领十分肮脏，如果他的手和手腕上满是污垢，我们就有相当的证据说他是一个举止不文雅、不整洁的人。但私人访谈不能告诉我们工作习惯和个体诚实与否，以及他是否坚持原则和他的能力如何。这里，正如我前面提出的，我们必须追溯研究一个人的生活经历。
为什么官员和百姓普遍相信他们能判断人格呢？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自以为自己能够做到。人格给了他们在其活动圈子里的一个标准。他们做了坏事而又不被人发觉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被检查到。如果你想从一群人中挑选出一个人，而这群人是来申请做办公室勤杂人员或其他无须某种特殊能力的工作的，如打字或速记（这些工作便于检查），那么倘若你蒙住眼睛来挑选，正确率只有50%，或稍高些。我们的标准不会很高，因此每一个办公室都聚集着只能胜任自己工作，而一旦工作更为标准化就不能胜任的人。即使大多数办公室主管眼光很敏锐，也召集了申请工作人员的见面会，向他们提出了某些口头问题来了解他们的本质，并仔细地记录他们的回答，因为他们的回答对他会有所帮助，然而，这种选择人才的办法充其量也只是比漫无目的的选择好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骗子这么容易钻空子的原因。
心理学骗子在研究人格中惯择的捷径
由于正统心理学家所创立的理论被过度地用于人格研究之中，于是出现了一大批我称之为“骗子”的心理学寄生虫。今天，在这些骗子当中肯定包括那些继续主张用我们抛弃的精神来交流的著名人物。他们声称能够证明个人外胚层（personal ectoplasm）的存在，能够证明有些人靠某种神秘力量来扰乱我们周围普通物体的物质平衡。我认为霍迪尼（Hou-dini）先生可能是对这些声称予以最有力抨击的人。但像奥利弗・洛奇（Oliver Lodge）先生和阿瑟・科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先生这样善意而又忽视心理学的人，他们的立场不幸地支持了心理学领域中不断繁殖的寄生虫。我认为，由于洛奇和科南道尔这些人的存在，“骗子”不再是一个很恰当的词了。让我们称他们为误入歧途的热心者。他们不断地老化，但还没有丧失必须离开这个世界的孩童般的恐惧。也许，他们造成的最大危害是引起一个可怜的精神病患者的偶然自杀，如果他的外胚层能使它自己从身体中解放出来，并离开这个严酷、剧烈、不仁慈的世界，那么他会为这个幸福的状态而激动起来。
最使行为主义者感到悲愤，并给大学带来最大危害的骗子是一种为行业提供服务的人。这些人花了几百、几千元钱用于所谓的服务事业，为机关、工厂选择人才，为已经受雇的人员提供特征和人格的解释。不久以前，我参加了一次由这些人中的一个所主持的讲座。他从表面上描绘了几百种观点，意思是他能够说出每个人的特征，并告诉他适合于做什么。他在这次讲座中声称，他所作出的这些大量的解释几乎永远不会有误。在讲座结束时，我谦虚地问了他一个问题，也即他是否同意如果我带6个16岁的人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他能否挑选出3个“低能”的人和3个正常的人。我没有要求他告诉我他们适合于做什么，也没有要求他为我提供有关他们性格与人格的确切要点。我只是要求他明确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否每个人都是“头脑清醒”的或是“低能”的。无疑，做到这一点是解释性格和选择人格的第一步。这个问题原本不在于侮辱这位“科学家”，但是他非常生气，脸涨得通红，手开始颤抖，并表示我在那儿的目的是为了对他发出诘难。
我与另一位先生有类似的经历。我曾经十分坦率地试图揭露那些能够从照片上看出性格的人。在那篇文章中，我暗示了那些声称能从照片上看出性格的人是错误的。其中一个好像受到了伤害，他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来解释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的，但是在他的机构里，有一些文科硕士毕业生愿意拿出1000美元来资助这样的研究：
（1）从一个“无助之家”中挑选出一群从婴儿时期就成为乞丐和无用的人，他们的经历大家都已经知道；
（2）从监狱中挑选出一群从少年期到成年期就犯罪的人；
（3）挑选出一群著名的、博学的人，他们在工作领域声誉极佳，他们的照片不断地刊登在我们的日报上。
此外，我们给所有这三组人（包括大学教授）剃须洗澡，全部穿上夜礼服，拍标准照。当然，这些条件是公平的。但这受到了那些自以为善解照片的所谓的照片性格分析家们的反对，所以实验停止了。
第三种骗子是借助普通的身体特征来作为他的指导。虽然事实上我们常把肤色、指形、眼睛和头发的颜色、发质等等与某种类型的行为和个体的总体成就联系起来，但我们永远不能很肯定地证明这样的关联是存在的。可是，这些没有受过科学的心理学训练，没有给心理学实验任何帮助的人却仍然声称他们能挑选出总经理、销售人员，而且自认为判断的准确度特别高。尽管这样一些声称值得怀疑，有趣的是我们的一些很有威望的杂志多年来一直刊登他们的广告。同样是那些杂志，在刊登某一杂货店和药品的广告来装饰他们的版面时，就会十分仔细地详读每一条说明——实际上，他们将在自己的厨房和自己的实验室里对所有值得怀疑的广告词予以最严格的检查。
心理学家认为，在任何一种简单的身体特征或一组身体特征与任何一种能力或几种能力之间难以得出简单的关联。通过观看一张照片，或对处在静止状态的一个人进行静态的观察，我们最多能说的是，他看上去身体很健全，他有两条手臂、两条腿，他可能不是一个白痴或傻瓜。我当然不想再进一步地说他是否是一个“低能的人”。甚至一小时的访谈有时也会使我们在最简单的事情上误入歧途。就像下面这个例子：不久以前，我曾经与一个人交谈过，先是20分钟的电话交谈，随后又通过半小时的会面。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能力很强的人。看上去他有一点压力，但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处在压力之下，特别是第一次会面。他起身离开之前2分钟，抽出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并告诉我他是修理缝纫机的，每天赚1000美元。所以，在50分钟访谈结束时，我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判断，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个人是精神错乱的。随后，我查阅了他的经历，更确信了这一结论。
我认为心理学骗子所造成的危害（以及大量的经济浪费）在于阻碍科学方法的建立和科学方法的传播。老板总认为对人才的选择、安置和提升应该依靠某种戏法或通过某些神奇的方法。最终，却是他们自己干扰了人才。我不能告诉你们有多少人因为他们的职业受到严重干扰而跑到我这里来。他们工作都很出色，但一些性格学家（characterologist）告诉他们，他们在将来应该从事歌剧工作、外交工作，或进入比他们现在的工作更广的领域，所以他们感到应该放弃现在的工作而去追逐这一未知的、未经证实的美好前景。
我希望在这里能有时间再告诉你们其他各种骗子所惯用的伎俩。我仅列举一些不同类型的骗子。颅相学家（phrenologist）是另一类快速的人格阅读者。触碰一下你的头，他就会说已经了解了一切；触碰意味着脑子中某一部分的展开，在这一部分中存在着某种能力或职业归属。通过把触碰绘制成图表，他能标出一个人的能力。但触碰头颅与脑的形状或大小无关。实际上，在头盖骨上碰一下可能就是头盖骨或脑室的一次轻微的按压，因为一次触碰有时造成两种情况——推进和推出。一般说来，脑是平滑的几乎就像在一种液体中漂浮。此外，我们已经放弃了脑的“官能”（faculties），正如我在早先讲座中所提到的那样，我们已经放弃了脑的定位（localization）。颅相学家早在几十年前就因科学的影响而消失。神经病学已经成为一门科学，而且它不仅仅关注心理学范畴。
还有那些通过我们的书写便能告诉我们潜能和性格的笔迹学家（gra-phologist）。我们一笔一画的习惯，我们是否马虎潦草，我们书写时笔迹的倾斜，都是人格的明确提示。让我们不要太相信它们。这种靠笔迹来了解人格的方法是一种业余爱好。当然，我们能从一个人的书写当中了解一些东西——他是否相当粗心以至于不能把字写正确，他是否写得很快等等。由于书写，我们总会留下一个明确的作品，因此这一作品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关一个人人格的线索。有些心理学家仔细地对它进行了研究，现在仍在研究它。但迄今为止，他们已经发现，某种笔迹与某种能力之间存在关联的说法有点牵强附会，而且根据很不可靠。人们期望笔迹学家至少能辨别出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笔迹，但甚至这一点也是一项相当困难的任务。不久以前，我翻阅了一大批签名，那里只提供了姓而没有名字，我认为这些笔迹出自男子的手笔，所以我写信去询问。结果发现，大约80%的姓名，我判断是男人的手笔，事实却是女性所为。
小结
对所谓正常人格的研究，应该使我们确信，长时期地对行为进行密切的观察是我们对人格作出结论的唯一方法。短时期的观察和私人访谈揭示了一些问题，职业测试和智力测试也揭示了另外一些问题，但只有持之以恒地对工作、生活在复杂情境中的个体进行观察，才能获得一般的工作习惯的资料（整洁、勤奋、只能承受暂时的负荷等等），道德习惯的资料（诚实、忠诚、从暴行中解脱出来等等）以及情感习惯的资料（脾气、敏感、孤傲、害羞、善于表演、自卑等等）。
事实上，如果不是白痴，任何一个人都能收集其他人的人格资料，但受到良好培训的心理学观察家和从他自己的人格框框中解脱出来的人，他们的观察更可靠。
你也许会对我所选取的例子都涉及职业方面提出质疑。这不错，但事实上，这些明白无误的方法同样适用于选择朋友、妻子和丈夫。现代生活的可怕悲剧之一就是青年男子与女子相遇、相交的快速性。在内脏刺激（性的）的支配下，不明智的观察是可能的。结婚之后，人格碰撞，如果你有勇气面对它，最后就是去法院离婚。我不想得出什么解决的办法，可以说这是我们生活的一大悲剧。没有一种真正的方法能够测试出两种人格在婚姻的密切结合下怎样一起生存——只有先结婚，随后才能发现。在我的咨询工作中，我所发现的最大问题出自性顺应（sexadjustment）的重大失败。生活在这样一个紧闭而又狭窄范围内的两个人，没有一个真实而又坦率的性顺应是不能共同生活得很幸福的。人格的另外一些成分没有机会在这一十分需要的地方发挥作用（有80%的妻子如此）。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先后25次对年轻的已婚夫妇进行了访谈，我发现只有一对做到了真正的性顺应。几乎每一案例的困难都是一种或另外一种行为困难，而不是丈夫或妻子任何一方身体上的毛病。不良的教养和性组织的毛病是矛盾的主要原因。在每一案例中，明智的指导带来了顺应。当今社会所能做的是给这些有希望的年轻夫妇在结婚之前就提供适当的指导，但要给出适当的指导是困难的。家庭医生和父母通常不幸地成为指导的最大危害。我碰到过一个普通医生或我认为有希望的夫妇对我孩子的指导。
我提及这些事情是因为，首先，我想发现人格的所有方面能有机会在婚姻关系中发挥作用。如果到场的是性饥饿者，这种期待就落空了。其次，如果不是年轻一代面临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从来没有真正为社会所试验过的婚姻制度（我在这里的意思是指男人和女人没有关于婚姻的组织机构，他们总是在试图学会怎样在结婚后糟蹋婚姻），将在今后的几年里遭受到严重的攻击，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大城市里。
再回到我们的人格概念中来。当我们一旦有了人格的判断时，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以它们为依据来雇佣或解雇行业中的人员——我们也用它们来作为人员提升或降级的指导。它也是我们的朋友关系、生产关系、社交关系的基础。它是把碰撞的人格结合在一起的“勇士”。我们根据它选择同伴或离开他们，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依据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头脑中形成了有关我们每一个朋友和伙伴的复式簿记（double bookkeeping）。在用黑墨水的一页上，我们对每个人的资产（assets）进行制表；在用红墨水的一页上，我们记下了每个人的债务。当交往关系继续着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这两页上填写，不时地，我们会平衡这个数目。当红墨水一页上的数字形成了压倒性优势时，我们便遇到了赤字。
正如前面提到的，我们在保持我们自己人格的这本簿记上有着太多的失败，至少我们在保持一个复式簿记系统上没有成功。我们只记下了资产而遗漏了债务。因此，在有关我们伙伴的簿记本上，我们经常把自己的债务填入他们的债务页中。
成人人格的一些弱点
人的本性有许多弱点，很难为主要的失败勾勒一个起点。实际上，一个人越是密切地观察人类生活，他就越能得出这样一个观点，即看来最有实力的东西恰恰是一个人的主要弱点。让我们来看看以下几个关于人格弱点的标题：（1）我们的自卑（inferiorities）;（2）我们对恭维话的感受性；（3）我们为成为国王和王后而不断地奋争；（4）婴儿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健康人格的一般原因。
（1）我们的自卑——今天，我想简单地谈谈我们的自卑被“组织”进入这个系统的步骤。精神分析学家已经对此做过了分析，但我们想要说的是，在科学术语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形成了一组掩盖、隐藏我们自卑的反应。害羞就是其中之一，沉默也是其中之一，还有发脾气，以及对社会问题或道德问题抱以守旧的态度，这些都是非常普通的方法。最为自私的人有着一个隐藏其自私的、设计得很好的幌子，这从最下流的人经常大声讲贞洁中可以看出。最容易受到引诱的人总是最大声地宣布他的道德水准和行为水准赖以存在的规章制度。可怜的小伙子，他是如此脆弱，他需要它们来支持他。此外，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几近阳痿的小伙子大声吹嘘他的性能力。
同样，我们组织习惯系统是为隐藏我们的身体自卑而服务的。个子矮小的人经常大声地说话，大胆地穿着，“趾高气扬”，行为激进。为了受人注意，他必须以不寻常的方法来表现。一些女性可以与另一些女性的实力相抗衡，她们的脸可能不很漂亮，但她们的外形可以装饰得优美；她们的手臂可能很笨拙，但她们的腿是有识别能力的艺术家所钦佩的。若在生理上没有什么优势——她们就求助于时髦。当太胖而不能保持风度时，她们就坐漂亮的汽车，戴耀眼的珠宝，住设备极好的房子。
不管怎样，大多数人不能永久地面对自卑——尽管分析学家对此有异议。我的许多朋友都是分析学家。当他们的理论遭到攻击，或当有人对分析学家的较大权力进行非难的时候，他们感到很愤怒。是谁使他们各不相同？我问了许多人，当他们大肆宣扬自己好的一面时，他们是为了炫耀自己——必须承认，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是必须的，就如婴儿做一个动作来得到奶瓶一样。实际上，这些所谓的“补偿”（compensations）的起源是从婴儿时期开始的。我们告诉孩子他是“伶俐的”，比邻居的孩子伶俐。我们宠爱他，可以为他做许多事。分析学家称这种为“自我”（ego）的表达。这种“自我”是早在母亲膝盖上时就已形成的一种有组织的习惯系统。父母自己的自卑造成了这种情况。她自己的孩子无论怎样矮胖，当邻居来的时候，她肯定会在自己宝贝的身上发现一些邻居孩子所没有的东西。如果她孩子的脚很大，那么她可能认为孩子的手很小，样子很好。孩子从她父母那里听到的全都是好的部分而没有一点不好的。这样，一个人就形成了一种关于他的资源的言语组织——能够谈论它们——但他却没有学会谈论他的不利条件。
（2）我们对恭维话的感受性——有关男性和女性的人格观察揭示了我们保护层中的一些弱点。如果我为你们提供一种刺穿大多数人保护层的武器，那便是恭维话。但是，恭维话已经成为一门艺术。只有受过良好训练，在艺术方面颇有造诣的毕业生才可使用它。我已经告诉过你们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人有一组支配性的习惯系统。它可以是宗教习惯系统、道德习惯系统、职业习惯系统，或艺术习惯系统，等等。如果一个人不断地受到有关这几个方面的成就的恭维，那么运用这一方法试着接近他人而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很大。有时，5分钟的访谈将为这个支配性组织定下基调。禁烟者、禁酒者、效率迷、金钱癖、速度狂和性欲狂等组织会在访谈中很快显露出来。许多观察已经告诉我，当一个谙于此道的陌生人与这些人结识并接近他们的弱点时，几乎不变的判断是，“他是一个非凡的人，令人愉快，吸引人，十分聪明。我认为我们应该围绕着他转”。
通常，性格中的弱点是精神分析学派称为回避机制（avoidance mecha-nism）的东西。比如，A不想伤害任何人的感情。而且，他不仅放弃了金钱，也放弃了他的原则。他使自己担负起关心别人、与别人分担忧愁的责任，因为他是如此胆怯，以至于不能做到敢说敢干并告诉他们他的想法。
我很怀疑男性或女性在任何戒律、任何诚实的规则和任何毕生不变的信念上不受伤害。我认为在以往的时代，不受伤害几乎是可能的。而在今天，习俗被如此普遍地逾越，宗教禁令被如此经常地违背，商业诚实和正直也成了一种法定问题，如果我们的弱点再难以接近，再固执而敏感，那么我们都会受到伤害。这不是说你和我将会在今天去抢银行、去杀人或强奸女性，或者不怀好意地去利用邻居；而是说，我们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会作出许多所谓的不道德的事情。在做生意时，在谋职过程中，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只要你的前任对你有帮助，你就会很周到地为他提供他的应得利益。他不会做错事情，你支持他，在各种场合支持他。但是当你接近他，当你开始与他分享权力的时候，你不能多说，而是应该用耳朵去找找你的过失。当你听到有些事情得不到他的信任时，一个强有力的内部声音出现了。当取代他时，你会为你的前任被你这样一个平庸之辈所取代而感到惊奇。你以经济实力为由使自己的周遭合理化（ration-alize ），这样可以一举两得，既加强了你的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又能使你目前的地位更安全以防先前的竞争者卷土重来。
我在这里揭示人的本性并没有什么恶意。我只是想告诉你们，在某些情境中我们的行为方式几乎是自动的（automatic）。我们中有些人知道自己身上存在的这几种弱点，我们也在不断地观察它们。有些人则没有很好地进行分析。他们认为这是人类都有的，并且在这些方面对弱点加以宽恕。我认为心理学家在表达人际关系上是最有帮助的。我意译了《圣经》上说过的话：若想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唯有先去掉自己身上的缺点，这是一条比待人规则（Golden Rule），甚至康德的“宇宙观”（Universal）更使人从心底里信服的准则。关于“你想人家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我们知道得太少。我们中的许多人在有些方面是病态的；另一些人在另外一些方面是病态的。当你试着“你想人家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时，你会经常陷入困境，有时是最明显的几种困境！我们再以康德的宇宙观为例，“有规则的运动适合于构成宇宙”。而这一不断变化的心理世界是没有一条规则适合于构成宇宙的。适合于伊甸园（Garden of E-den）的准则是永远不会适合于恺撒时代的，也不会适用于1925年。但每个人都能注视他自己的行为方式，并且当他面对激发他行为的真正刺激时，他经常会感到惊讶。对恭维话的感受性，自私，回避困境，不愿意揭露或承认缺点，知识的贫乏，妒忌，害怕竞争，害怕成为替罪羊，为使自己逃脱而把批评强加在别人身上——构成了人性中几乎难以令人相信的部分。当一个人真正面对他自己的时候，经常为揭露出来的东西所压倒——幼稚的行为，不道德的准则，靠合理化这块薄板来掩饰。唯有真正的勇士才能毫无掩饰地面对“灵魂”。
（3）我们为成为国王和王后而不断地奋争——根据我们父母的培养结果，根据我们所读的书籍以及我们周围的传记文学的结果，每个人都认为成为国王或王后是他（或她）不可剥夺的权利。人生的整个经历都使这一梦想得以延续。国王和王后都能受到宠爱，而且能获得许多东西；他们有专人来侍候他们；能得到许多许多好的食物；能住很好的房子，而且是更加艺术化的房子；能满足更多的性欲，在性生活中获得更大的美学享受。我们能够享有这些东西是在童年时代，这也是为什么要放弃童年时代是如此艰难的一个原因。正如我在后面要提到的，我们实际上很难完全放弃它。我们试图保留我们在童年时代支配父母的那种生活。劳工领袖说，“打倒资本家，劳动者站起来”，这犹如我们渴望成为国王一样。资本家说，“打倒劳动者”，也是渴望成为国王或觅求国王的王位。没有人能反对这种奋争。这是生活的一部分。这类支配性的奋争始终存在着，而且还将继续存在下去（直到行为主义者把所有的孩子都抚养长大）。每个男人都应该成为国王，每个女人都应该成为王后。但他们必须明确他们的领域是受到限制的。在这个世界上令人反感的是那些想成为国王和王后，但又不允许其他人成为王室成员的人。我们在牧师团、商业和科学领域都发现了这一点。不止一位教授看着他的得意门生在他的身边成长起来，有一天，冷淡时期开始了。教授发现在其得意门生的技术中有一错误，或者在他的理论中有一弱点，并且与教授自己的理论有分歧的地方存在逻辑上的缺点。教授变得不再那么热情地向理事会和主席团推荐他的学生。当事情发展到得意门生也获得了教授职位时，推荐是不可能了。当同事们一再坚持要求推荐时，送上的只是反对他的得意门生晋升的建议。这个教授会用最隐晦的方法使他的处理合理化。我们经常看到一位教授与他的下属有着亲切温和的关系。他处在顶峰的时间有多长，他的善良本性就能持续多久。他会因为培养了许多年轻人而获得尊敬。但是让一个人太接近他的王位，那么友谊和亲切都会被绿眼睛的怪物——妒忌所吞没。我们的许多正统做法——行动的准则、教养的规则等等，都是为了使国王和统治者继续成为国王和统治者而建立起来的。
（4）婴儿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健康人格的一般原因。我们已经加以注意的人格弱点揭示了一个普通的事实，即我们把许多已经形成的习惯系统从我们的婴儿时期和青年早期一直遗留到我们的成人生活。正如我在第十一讲中指出的那样，在这些系统中，大多数系统都具有不能用言语描述的标志——缺乏言语的关联和替代。个体不会谈论它们，相反，会否认他继承了婴儿时期的行为。而适当的情境会使这些孩童般的行为表现出来。这些遗留物对一个健康的人格来说是最严重的障碍。
我们所继承的一个系统是对家庭中一个或几个成员有着强烈的依恋（积极的条件反射）——父母、兄弟、姐妹——或一些在我们的抚养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对物体、地点、位置过分地依恋是有害的。这类遗留一般称做“恋巢习惯”（nest habits）。南方人特别发展了它们——“詹妮斯一家永远不会忘记受到的侮辱”。贵族的家庭孕育了他们自己的系统。这些习惯被并入家庭格言和盾形纹章中。由于婚姻几乎意味着把一个陌生人带入一个群体之中，所以在这个陌生人被妻子或丈夫接受之前，严重的困难经常产生。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世仇的一个原因。它归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你的父亲和母亲把这些习惯遗留给了你，你的父亲和母亲同样类似地把它们带给了陌生人。我们把这种幼稚病视作一种永久的社会遗产。还有不太明显的一点，那就是种族习惯系统也在人们中间得到了培养。
但是，我们感兴趣的主要还是一个人的成长。让我们回顾一下一个人的成长。假设在你3岁的时候，你的母亲已经使你懂得了以后行为的方式。她服侍你。你是一个小天使，你的所作所为在你母亲眼里都是相当正确的。你父亲肯定也没让你改正。你的保姆如果责备了你，她总归是错的。3岁之后，你开始上学，你整个儿变成了一个问题儿童。不久，你开始逃学；你母亲支持你。你经常偷东西和撒谎，你的老师把你送回家，不让你上学。你母亲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但他是受到控制的。他教育你。最后，你“死”于人生旅途。这类人到处可以遇见。他们没有打破恋巢习惯——他们永远不会在失却家庭宠爱的时候干得出色些。当青春已逝，他们会退回到早年的依恋时代，谋求依靠。
我们应该每年脱落一些孩童时期的习惯，就如蛇脱落它的皮一样——不完全像蛇，但随着人的成长，新的环境要求必须这样。在3岁的时候，正常的儿童有一个组织得很好的3岁的人格——一种很适合于那个年龄的系统。但是当他步入4岁，一些3岁的习惯必须放弃——婴儿般的话语必须放弃，个人习惯必须改变。4岁时，尿床、吮吸拇指、遇到生人怕羞、不能流利地交谈等问题将不再被忽视。裸露的表现应该放弃。应该教会孩子不能乱闯房间，不能不顾其他人是否在交谈就开始讲话。他必须开始自己穿衣服，自己洗澡，在必要的时候，自己在夜间起来上厕所，以及做许多3岁时不期望他做的事。
如果这样构建我们的家庭生活，那么3岁的习惯会进步到4岁的习惯而不带有任何婴儿时期的遗留物！但这不可能，也永远不会发生，除非父母从他们自己的婴儿时期就没有遗留下来什么——除非他们学会怎样养育孩子。
在上述讲座中，我已经概略地阐释了遗留物会带来什么结果。在影响我们成人生活的许多因素中，让我根据自己的咨询经验从中选择两种或三种。由于一个母亲过于温柔和溺爱，结婚对于儿子来说会变得很困难或不可能，因为母亲反对由儿子作出的任何选择。儿子最终结了婚，家庭的争吵由此开始。暂时的平息后，媳妇过来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了。接着，事情就搞糟了，儿子有了两个妻子——他的母亲和他的新娘。这个青年必须被重新塑造——争取摆脱这一不自然的而他尚未注意到的母亲的条件反射。
又如，一个女孩在婴儿时期开始依恋她的父亲，一直生活到24岁还没有结婚。她最终结婚了，由于很自然的是她与她的父亲之间从来不会有性关系，所以她与她丈夫之间也将不会有这种关系。如果她被强迫，就会垮下来。她可能会自杀或为了逃避而精神错乱。
我是否可以再一次重申前几讲中提到的内容？如果从早到晚，每个成人能对由婴儿时期的遗留物所释放的言语、身体和内脏行为作一个详细的图表，他就不仅会感到惊讶，而且会为他的将来感到害怕。我们的“感情被伤害”，我们“会变得生气”，我们会被“激怒”，我们“给了某人一件好东西”，我们“给了别人一个温柔的舔”；你的前任是一个“傻瓜”、“白痴”，你会争吵，你“发脾气”，你生病，你头痛，在你的下属面前你不得不炫耀，你愠怒、郁郁不乐，整天心不在焉；你的工作不能很好地完成，你笨拙地做好你的工作，弄糟你的材料；你会对那些下属很凶，你会“自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表现方式，而“自负”经常损害人的人格，它表明了一种无知和愚昧。一个聪明的人总对事情有一种展望，但他不知道随着他的才智得到不断增长，在他面前会形成越来越多的谦卑。自负是来自婴儿时期的溺爱。谦卑和机能不全同样是遗留物，通常是由一个“能力较低”或“机能不全”的父亲和母亲培养的。父母在这些方面的倾向性累积，形成了所谓的家庭中的“支配”因素（我所称的倾向性是通过下一代能看得到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必须回到遗留物来说明原因。
我无须进一步扩展婴儿期的遗留物。在某种程度上，整个行为就是表达这样一个事实，婴儿期和童年期会使成年人的人格颇具色彩。这就是弗洛伊德主义者“无意识”的一部分。至于弗洛伊德概念的非科学本质在这之前你们肯定已经明白了。如果情况不是那样，我就必须向你认输。
什么是“病态的”人格？
引言：今天不再有令人迷惑的领域，就连术语的运用也比精神病理学的使用更起作用。内科医生很少知道行为主义。因此，你们在精神病理学中会发现一些旧的内省心理学术语或弗洛伊德派关于恶魔研究的（de-monological）术语。我曾经希望能活得长些，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彻底地用行为主义训练一个人，而这种训练是在他运用药物和运用精神病理学之前进行的，但是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成功。从医学的观点来看，一个行为主义的门外汉是无法使人完美的，不是行为主义者的内科医生也难以完成这一任务，因此，“精神病”（mental disease）和“无意识”的概念仍然迷惑着人们。内科医生在这些领域里进行工作的主要困难是他对哲学史，甚至物理学的无知。对大多数精神病理学家和意识分析学家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压力”——这种压力是指能够去做某件事情的东西，能够启动一个生理过程或检查、抑制、降低一个已经存在的过程的东西。除非一个人忽视物理和哲学的历史，否则他就不会持有这样的观点。今天，没有一个心理学家愿意信奉这一表述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如果你能使内科医生在处理行为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物理的事实，也即你只能用一种方法来启动你面前的台球——从一种静止状态到一种运动状态——为了使之启动，你是用球棒来击它还是用另一只已经在运动的球来击它（或其他一些运动的物体来击它）——如果你能使他面对这样的事实，即如果球已经处在运动之中，你不能改变它的运动速率或者它的方向，除非你做了这些相同事情中的一种——你将永远不能获得关于精神病理行为的一种科学观点。精神病理学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今天都相信“意识”过程能启动生理之球的滚动，然后改变它的方向。虽然我已经批评了内省主义者，但他们在运用概念时并不如此幼稚。甚至在很久以前，詹姆斯就表明了这样的观点（虽然他没有坚持用“意志”和“注意”），即你用来“减退”或者改变一种身体过程的唯一方法是启动另一种身体过程。如果“心灵”作用于一个人，那么一切物理规则都是无用的。精神病理学家和分析学家的这一物质的和形而上学（metaphysical）的天真观点是这样表达的：“这个意识过程制约着这种或那种行为方式”；“无意识的欲望抑制了他去做这样或那样的事”。我们今天所存在的许多困惑都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他的拥护者不会看到这一点。在他身边经历过分析的大多数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肯定“父亲”的组织。他们已经不希望用批评来谈及他们的“父亲”，这一不愿意接受批评和发现进步的行为已经使他们从现代最重要的运动的顶峰跌落。我敢预言，从现在开始，在今后的20年间，一个运用弗洛伊德概念和术语的分析学家将与一个颅相学家处在同一水平，而依据行为主义原理来进行分析将会盛行，并且是社会必需的一种职业——与内科学和外科学有着同样的价值。通过分析，我认为，用我已经概括的一些方法，对人格截面进行研究，将与诊断法等值。与此结合的先是无条件反射，然后是条件反射。这些将构成治疗的一部分。没有价值的分析——便没有治疗的价值。新的习惯、言语、动作和内脏等等，将会成为精神病理学家所开的处方。
是否存在像精神病一类的疾病？
我了解所有这些围绕着分析学家而展开的或多或少有点模糊的争论和内科医生提出的一些明确的问题：是否存在像精神病一类的疾病？如果存在，那么它是怎样表现的？你怎样来治愈这种疾病？
当传说中存在一种像精神一类的错误概念时，我就假设会有精神病、精神症状和精神治疗。我从另一角度来看待整个问题。我只能粗略地概括我自己的观点。人格疾病，或行为疾病、行为障碍、习惯冲突等等，是我用来取代精神障碍、精神疾病的术语。在许多所谓精神病理的障碍中[“官能性精神病”（functional psychoses）、“官能性神经病”（functional neurosis）等等]，不存在引起人格障碍的器质性障碍（organic disturb-ances），不可能传染，不存在身体上的损害，不缺乏生理性反射（犹如器质性疾病经常表现的）。然而，个体有着一种病态人格，他的行为可能受到严重的障碍，或者陷入一种我们所谓的精神错乱（insane）（一种纯粹的社会分类），甚至不得不暂时或永远地将他监禁。
目前，无人能对我们社会结构中存在的各类行为障碍给予一个合理的分类。我听说过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躁狂抑郁型精神错乱（manic depressive insanity）、焦虑型神经症（anxiety neuroses），偏执狂（paranoia）、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等等。对于我这个门外汉，这些分类毫无意义。我只是一般地知道什么是阑尾炎、乳房癌、胆结石、伤寒热、扁桃体炎、肺结核、瘫痪、脑瘤、机能不全等。一般说来，我知道有机体发生的情况，比如一种受到损害的组织，某种疾病的一般疗程。我能够理解内科医生告诉我的病情。但当精神病理学家试图告诉我一种“精神分裂症”，或一种“杀人性躁狂症”（homicidal mania），或一种“歇斯底里”（hys-terical）发作时，我有一种感觉，也即他不知道自己正在谈论什么。这一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我想，他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的原因在于他总是从“心灵”（现在通行的概念）的观点来看待病人，而不是从整个身体行为（body behaves）的方式和行为的遗传原因出发。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几年里，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为了表明在所谓精神病中无须引入“心灵的概念”，我给你们提供一幅从一只精神变态狗想象出来的图景（我用狗为例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内科医生，没有权力用人来作例子——我希望兽医能原谅我）。假设我曾经训练过一条狗，它能离开一个令人愉快的、置有汉堡牛排的地方，而去吃已经腐烂的鱼（我现在就可以提供这个真实的例子）。我训练它（用电击的方法）避免在犬行的路上去闻雌性狗——它将围着雌狗走，但不会靠近雌狗十英尺以内[摩根（J. J. B. Morgan）在老鼠身上已经做过类似的实验]。另外，让它只与雄性小狗和大狗玩，当它想与雌狗交配时就惩罚它，我为它安排了一只同性恋的狗[莫斯（F. A. Moss）在老鼠身上也已做过类似的实验]。这样当我早晨走近它的时候，它不是舔我的手，变得可爱和顽皮，而是躲起来或畏缩、打哆嗦，发出哀呜声，露出它的牙齿。它不是去追逐老鼠和其他小动物，而是逃避它们，发出害怕的声音。它睡在垃圾筒里——它弄脏自己的床，它每隔半小时就到处撒尿。它不是去闻每一株树干，而是在地上咆哮、打斗、抓扒，但不会离树2英尺近。它每天只睡2小时，在这2小时中，它倚着墙睡，而不是使头与臀部接触地面躺着睡。它很瘦，很憔悴，因为它不吃脂肪类食物。它不停地流涎（因为我规定它对几百种物体过量分泌唾液），这些阻碍了它的消化作用的发挥。然后，我带它到治疗狗的精神病理学家那里去。它的生理反应是正常的，没有发现任何器官损伤。所以，精神病理学家宣布，这条狗患有精神病，确切地说是精神错乱；它的精神状况已经导致了各种器官障碍，如消化作用的丧失；这种消化作用的丧失已经引起了它的不良身体状况。一只狗应该做的每一件事情——比较同类狗经常做的事情——它却一点不会，而与一只狗无关的其他事情，它却做了。精神病理学家说，我必须把这只狗送进专治精神错乱狗的医院去；如果它得不到及时的抑制，它将会从十层高的大楼上跳下来，或者毫不犹豫地走进火堆。
我告诉治狗的精神病理学家，他对我的狗不了解；从养狗（我训练它的方法）的环境观点出发，它是一只世界上最正常的狗；他之所以称这只狗为“精神错乱”或精神病，是因为他自己荒唐的分类体系所造成的。
我试图让精神病理学家接受我的观点。结果，他厌恶地说，“既然你已经提出了这样一种论点，你自己去治疗吧”。于是，我试图矫正我的狗的行为困难，至少能达到这一点，即它能够开始与邻居的漂亮狗交朋友。如果它非常老，我就让它闭门不出；但是如果它非常年轻，它很容易学会，我就保证让它记住。我运用了所有的方法，这些方法你们十分熟悉，我先用无条件反射训练它，然后用条件反射训练它。之后不久，我让它在饥饿的时候去吃新鲜的肉，堵塞它的鼻子，在黑暗中喂它。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开端。它使我今天从事更深入的研究有了一定的基础。我让它保持饥饿，在早晨打开笼子时喂它；不再使用抽打或电击的方法；不久，它听到我的脚步声会快活地跳过来。几个月之后，我不仅把旧的行为加以消除，而且建立了新的行为。接着，它成了一只值得骄傲的狗。它的一般行为表现为打扮得很整洁，漂亮的身体上扎着蓝色的缎带。
所有这些都是夸张的——近乎于亵渎！确实，这与我们在每所医院的精神病区里看到的病人毫无联系！是的，我承认这是言过其实，但我这里研究的是基本原理。在构建我们的行为科学基础时，我力求简明和朴实。我试图通过这一朴实的例子来说明你们能够被条件化，不仅建立起病态人格中行为的复杂性、行为的模式和行为的冲突，而且通过同样的过程为最终导致传染和损害的器质性病变打下了基础——所有这些无须引进“心一身”（mind-body）关系的概念（心理对身体的影响），甚至无须离开自然科学的王国。换言之，作为行为主义者，我们在处理“精神病”时，运用的是与神经病学家和生理学家一样的材料和规则。
怎样改变人格
改变病态个体——精神变态者——的人格是内科医生的工作。无论他目前处理工作的能力如何之差，我们都必须在一种习惯发生障碍时去找他。如果我不能拿刀叉，如果一只手臂变得麻木，或者如果我不能对我的妻子、孩子作出形象化的反应，况且身体检查表明我没有任何器官的损伤，我会赶紧到我的精神分析的朋友那里，并说：“尽管我告诉你的是那么糟，但请你帮助我摆脱这一困境。”
甚至，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在检查了我们自己并决定抛弃一些不好的遗留物之后，也发现要改变我们的人格是件不容易的工作。你能一夜之间就学会化学吗？你能在一年的时间里就成为最优秀的音乐家和艺术家吗？仅仅做到上述这些事情已经是相当困难的了，而当你在形成新的行为之前要拋弃大量的已经组织好的旧的习惯系统时，便有双倍的困难。但这是一个人想要获得一种新人格时所需面临的问题。没有一个骗子能为你做到，没有一所学校能保证为你指导。几乎每一个事件都可能是一种改变的开始；一场洪水，家庭中的一个噩耗，一次地震，宗教信仰的改变，健康状况的下降，一场搏斗——任何一个使现存习惯模式崩溃的事件都会打破你的常规，使你陷入一种境地，促使你必须学会不同于过去的对物体和情境的反应——这种情况对你来说可能会启动重建一个新人格的过程。在新的习惯系统形成的过程中，旧的习惯系统开始废弃，直至消失——也就是说，原来保持的习惯的丧失，个体受到旧的习惯系统的支配会越来越少。
我们怎样做才能改变人格呢？这里有两类东西可资利用：一类东西是我们已经讲过的“非习得”东西（它们可以是一种积极的“无条件反射”过程），另一类东西是新习得的东西。它始终是一个积极的过程。所以，彻底改变人格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改变个体环境来重塑个体，用此方法使新的习惯加以形成。他们改变环境越彻底，人格也就改变得越多。很少有人能独立地做到这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始终有相同的旧的人格。将来，我们应该有能够帮助改变我们人格的医院，这样我们改变人格就会像改变我们鼻子的形状一样容易，只不过它需要更长的时间。
语言是改变人格的一个困难
迄今为止，很少想到的一点是，在靠改变环境来改变人格中存在一个困难。它发生在我们试图通过改变个体的外部环境来改变人格的时候。我们不能禁止他以言语和手势的形式来使用他的旧的内部环境。如果你能选择一个从来没有工作过的人，一个一直受到其母亲宠爱的人，一个专司模特儿的侍从，一个城市最好酒店的资助人，一个服饰用品商店的老板，把他送到刚果自由区（Congo Free States），并把他放在一个能使他成为一个“边缘人”（frontier inpidual）的情境之中，但他带着他自己的语言和其他一些原先生活地域的替代物。我们在学习语言时发现了语言，当它完全得到发展的时候，实际上它给了我们操练这个世界的复制品。因此，如果目前所处的区域不能把握他，他就可能从他的边缘区域中撤回来，而使他的余生生活在旧的替代的言语世界里。这样的一个人可能成为一个孤独的、离群索居的人（shut-in）——一个做白日梦的人（day dreamer）。
然而，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许多困难，个体还是能够改变他的人格。朋友、教师、戏剧、电影都会帮助我们塑造、重建和改变我们的人格。从来不想使自己面临这种刺激的人，将永远不会改变他的人格，成为一个完善的人。
行为主义是所有未来实验伦理学的基础
通过本次讲座，我想要表明的是，当存在一种独立的、有趣的、有价值的、而且有权利存在的心理科学时，它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探索人类生活的基础。我认为行为主义为健全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基础。它应该成为一门科学，为所有的人理解他们自己行为的首要原则作准备；它应该使所有的人渴望重新安排他们自己的生活，特别是为培养他们的孩子健康发展而作准备。我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来描述这一点，想象一个完美的个体。我们应该使每个孩子都很健康，如果我们能够使他适当地成形，然后为他提供一个锻炼其组织的世界——一个不受几千年前民间传说束缚的世界；一个不受耻辱的政治历史阻碍的世界；一个从毫无意义的愚昧的风俗中解放出来的世界（这些风俗习惯就像拉紧的钢带一样包围着一个人）。我在这里不要求改革；我不要求人们到一些上帝遗弃的地方去形成一个殖民地，赤身裸体地生活在一种公社制的生活中；也不要求人们去吃树根和草本植物；更不要求“自由之爱”（free love）。[1]我试图在你们面前追逐一种刺激，一种言语刺激。这种刺激如果起作用，将逐渐改变这个世界。随着这个世界的改变，你们培养的孩子将不是在奴隶获得的自由之中，而是在行为主义的自由之中——一种我们不能用言语来描绘，并且知之甚少的自由。这些孩子难道不会依次用更好的生活和思考方法来重新恢复我们这个社会？难道不会依次用一种更为科学的方法来培养他们的孩子，直至这个世界最终成为一个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地方吗？
[1]请注意，我不想为赞成任何自由而争论，尤其不想为赞成言论自由而争论。我对言论自由的拥护者感到有趣。在我们这个轻率而又冒失的世界里，仅仅被允许言论自由的人会变成一只鹦鹉，因为鹦鹉的言语与它的行动没有联系，并不充当行动的替代物。一切真话能够充当行动的替代物，而对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来说，正如它不会过分允许行动自由一样，它也不会过分允许言论自由。对此，当然没有拥护者。当一个鼓动家因为没有言论自由而大声抱怨时，他仅仅是抱怨而已，因为他知道，倘若他身体力行，真的去尝试言论自由的话，他将会被阻止。他想通过他的言论自由来使其他人表现出行动自由——做他本人害怕做的某些事情。另一方面，行为主义者希望发展他们的世界，那是人们自出生那天起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以他们的言论和他们的行动能够很好地保持一致，在任何地方都能自由展示，而不与群体标准相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