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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良知沉睡:辩认你身边的反社会人格者》如何不让良知被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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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儿五年级时有一次参加实地教学,我陪着她去看了一出叫作《通往自由的列车》的戏剧,这出戏讲的是哈丽特·塔布曼[1]和“地下铁道”的故事。我们乘坐一辆喧闹的大巴回学校的途中,一个男孩一直在捉弄另一个男孩,不停地打他,扯他的头发。有人告诉我,被打的那个男孩发育迟缓,也没有朋友,更不知如何保护自我。就在大人准备介入之前,坐在这两个男孩后面的一个小女孩拍了拍正在欺负人的那个男孩的肩膀说:“住手!你的行为太可恶了!”

这个识别出反社会行为并且挺身而出人是个年龄只有10岁、身高只有1米2的小女孩。那个被她斥责的男孩朝她吐了吐舌头,然后跳到了他朋友那边的座位上。她盯着他离开,然后平静地跟旁边的女孩接着玩石头剪刀布的游戏。

我们的成长阶段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成年人不再对恃强凌弱的恶霸们说“住手!”?这些恶霸长大之后更加强大,可我们也在变强大啊。等这名健康的小女孩长到30岁,而且个头再长高半米的时候,她还会表现出同样的尊严和自信吗?她会成为另一个哈丽特·塔布曼吗?悲哀的是,从我们现在的育儿方式来看,这种可能非常渺茫。

我们在抚养幼儿(特别是女孩)的时候,会教育他们忽视自己的自发性反应,也就是我们教他们不要找社会的麻烦。如果小孩子的自发性反应是用拳头或语言攻击别人,或是在商店里偷偷拿走喜欢的商品,或是在超市里侮辱一名排队购物的陌生人,那么教他们不要找社会的麻烦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还有一种同样会被这个渴望避免冲突的社会压制下来的自发性反应,那就是喊“住手!”——一种源于天性的道德义愤之感。等到这个勇敢的小女孩30岁,当她再次面对其他人“卑劣”的行为时,或许就没有了大喊“住手”的自发性反应,甚至心里也不再有这样的想法。

在性别心理学家德博拉·考克斯、萨莉·斯泰伯以及卡琳·布鲁克纳合著的《女性的愤怒:临床与发展理论》(Women抯Anger:Clinical and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s)一书当中,记录了女孩(与女人)如何认知这个社会对她们发怒的各种反应方式。作者写道:“她们(女孩和女人)所描述的与社会的互动大多包含了一种排斥,社会排斥她们或她们的愤怒,或者两者一并排斥。这种排斥具体表现在以批评或防卫反应直接攻击她们,或者是一种更为被动的方式,如忽略和轻视她们的担忧和感受。”而基于对青春期少女的研究,教育学家琳恩·迈克尔·布朗认为,我们所崇尚的理想女性特质对“沉默是金”有一种危险的鼓励。

为了摘掉阻碍我们生命质量的蒙在第七感上的眼罩,极大提高自己的身心状态,教育必须从孩子抓起。一部分健康的良知就能够用来对付无良。不管你以主动明确的方式还是以被动打击的方式教育女儿时,都会要求她必须忽视自己的愤怒,必须对别人友善,并且让她接受不要为捍卫自己或他人而挺身而出的观点,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不能找别人麻烦,那么你并不是在增强她的利社会感,而是在破坏它,因为她首先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了。考克斯、斯泰伯以及布鲁克纳强调,“要求女性必须压制自己对他人的愤怒,这实际上是在剥夺女性发展成为独立个体的机会。”诚如琳恩·迈克尔·布朗所言,我们必须让她们知道,“即便是在压力最大的条件下,你也有选择主动拒绝、起身反抗的机会。”

不要把她置于煤气灯下。当她发现一个恶人在做一件可恶的事情,告诉她大声揭露这件事是对的。杰姬·鲁宾斯坦选择相信她的病人丹尼斯,而不是她危险的同事多琳·利特菲尔德。这是一个善良的、出于道德的选择。她掷地有声:“你的行为太可恶了,住手!”尽管她这么大声会被身边很多见解力较差的人视为多管闲事。

对于男孩子的教育,杰出的儿童心理学家丹·金德伦和麦可·汤普森在二人合著的《该隐的封印:揭开男孩世界的残忍文化》中,记录了他们对“脆弱的父亲经常会采取一贯的防御反应来维护‘父亲无所不知’的假象”这一频发现象的关切。父母(尤其是父亲)的典型教育方式就是让他们的儿子不论如何都要服从权威,如果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出了问题(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充斥着病态律令的社会),那么这种教导很可能会断送子女的性命。我们能够理解父母希望子女养成尊重合法权威的心情,而且我们也认识到尊重合法权威对社会正常运作极为重要。但训练孩子养成一种反射性的、毫不质询的服从态度,是徒劳无益的。服从权威对于大多数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来说都像是膝跳反射,而如果我们再强化孩子的这种条件反射的话,他们长大以后就无法抵抗任何怀有侵略意图或者具备反社会人格的“权威”。

服从性以及爱国主义与职责的更高价值,有可能变成伤害一个人的暗藏动机。更有甚者,在一个人还没有机会思考自己能否成为主宰自己或自己国家的最佳权威时,在他还远远没能来得及提出“我和我的同胞确实愿意为了这个外在‘权威’的个人利益出生入死吗”这样的问题之前,条件反射式的服从性就会夺去他的生命。

不过,我仍然认为我们如今已经处在了改变这种千年之久的教育方式的临界点上。人类过去为生存所迫,会教导子女不要破坏来之不易的成果,不要对事情产生太多的质疑,不要违反命令。生活艰辛而且处处充满危险,而挑战权威的孩童太容易死去。因此,一直到最近几个世纪,道德义愤对于我们教育出的孩子来说还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情,而且质疑权威还会让他们觉得生命将受到威胁。我们以这种方式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然后在不知不觉中任由反社会人格者宰割。但现在,对于绝大多数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来说,生存已经不再是问题,我们就可以停手了,可以允许孩子发出质疑的声音了。等他们长大以后,就能够很有底气地对同样已经长大成人的恶棍说:“你的行为太可恶了,住手!”

但我们这些已经长大成人、已经对自己本能忽略了几十年的人该怎么办?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被置于煤气灯下”,又怎样辨别出我们周围那些没有良知的人呢?这正是下一章所关心的问题。这是个有趣的问题,而答案则相当出人意料。

[1] 她是美国废奴主义者,杰出的黑人废奴主义运动家。她本人就是一个逃跑的奴隶,帮助过数以百计的黑人奴隶逃亡,被称为“黑摩西”或“摩西祖母”。美国废奴主义运动的领袖约翰·布朗称她为“塔布曼将军”。——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