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醒来，我就想去搞调查所需的设备，但我看到父亲在果园的对面乱砍黑莓，我知道他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所以没有马上去烦他。我相当肯定，当天是我们在里德尔的一星期纪念日，但说实在话，在那里很难记录时间。白天很长，它们搅在一起，混成乱炖一般的经历，脑子里要花些工夫才能厘清。我开始理解瑟瑞娜和塞缪尔爷爷忍受许久的隔绝感。父亲也感觉到了，我知道，操起一把砍刀开始猛砍是一种自然的反应。
接近午餐时间时，我不能再等，于是走下山坡，打断父亲与藤蔓的野蛮战斗。
“我需要去商店搞几样东西，”我说，“你能带我进城吗？”
“啊，好。”他一边说，一边用脱下来丢进荒草的恶心T恤擦拭汗津津的眉毛。他大口喝水，腰部以上都光着，皮实精瘦的躯体大汗淋漓，斑斑点点的都是尘土。“一项补充物资的任务。主食即将耗尽。橙汁、水果、乐之饼干。我们必须给食堂补货。走吧。”
我们爬上山坡回到大宅，他去换干净衬衫时，我就在厨房里等。等他下楼回来，我提起前一夜发现舞厅的灯有问题。
“你有没有试过保险丝盒？”他问。
“它在哪儿？”
他领我走出了厨房门，来到雨棚，然后拉起一个老的铰链盖，露出几排玻璃管和一团肮脏的张牙舞爪般的棕色电线。
“保险丝盒为什么在外面？”我问，“那样不危险吗？我是说，某个头戴夜视镜的斧头狂魔会关掉电闸，然后穷追猛赶，把你逼入黑暗，而你却完全无法阻止他。”
“从前的人就是这样放的，”他说，“我猜没人预见到夜视镜落入坏人的手里会有什么危险。要么也许根本没人预见到夜视镜的发明。”
他戳戳保险丝。一张图表解释了哪根保险丝控制哪条电路，但几乎无法辨认。
“啊，一定是这根，”他说，旋紧了其中一根玻璃保险丝，“松掉了，很可能没有接上。”
“很有可能。”我同意，但脑袋里的轮子在飞转。为什么保险丝会松掉呢？
我们其实没有进城。至少，没进西雅图。我们开到离北邸几分钟车程的一个路边购物城。购物城进驻了一家超市和一个老旧的希尔斯百货商店，看起来就像在那里有一百年了。一家中泰组合餐厅被夹在无线电器材店和自助洗衣店中间，父亲提议我们去购物之前先吃个午餐，于是我们进去了。几乎西雅图的每件东西——至少根据我的狭窄见识——都很怪异，这家中泰餐厅也不例外。它就是一家徒有躯壳的地方，没有任何审美质量挽回形象：老旧的福米卡塑料贴面桌子，塑料质地的椅子，白晃晃的日光灯。菜单上有一页印着：越式招牌汤。看似在经营餐厅的人其实不太会说英语，他们只是在空桌旁消遣，好像这里是客厅一样——有叔叔、阿姨和小孩——有部电视机在播放着一种亚洲语言的旧新闻录影带。我唯一能理解的单词是乔治·布什，这个词显然没有翻译。所以尽管父亲和我身处西雅图郊区路边的一个商业区里，感觉却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从菜单的越南菜那一面点了吃的，尽管外面的霓虹灯招牌没有打越南菜的广告。我们只跟一个男人说了唯一一句话：“两个十四号。”几分钟后，这个男的就拖着脚步拿来两碗汤。我试探性地尝了一小口清汤，发现它好喝得难以置信：香气、蒸汽和口感俱全。需要动用五官，才能全面地品尝它，还有，我觉得这么好喝的部分原因是，我们能在这么奇怪的地方吃到它。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新的，”父亲一边说，一边用他的汤勺比画窗外的停车场，“希尔斯以前就在，但其他的商店都没有。过去那边有一家恩斯特五金店和一家配派家饰店……但我猜我也有一段时间没来这里了。”
我往汤里加蒜蓉辣酱、墨西哥胡椒和泰国九层塔、青柠、豆芽，我想把所有东西都加进去。
“我感觉好像很少见到你。”我们吃饭时，父亲说。
“有同感。”我说。
“你都在忙什么？寻求真相？”
“一向如此，我的人生就在不懈地追求真相。说到这个……”
“嗯？”
“你为什么开始造船？你从没告诉过我。是因为造船的地方离学校近吗？妈妈是那么说的。”
“因为它在那里？她就是那么说的吗？”
“差不多吧。”我说。
“唔，”他说，“不是的。那地方是我去找的。也不至于那么近，不是我跌一跤就能滚进前门的。是去找才找到的。我想用木头做些有建设性的事情，你知道吗？我想打造出些东西。我小的时候，亚伯爷爷还活着，他整天挂在嘴边的就是破坏、破坏、砍倒、清场、抛售、开发、赚钱、钱、钱。在某个时刻，母亲把我拉到一旁说：‘你不喜欢那种话题，是不是？’我说对。然后她说：‘你是你，你可以创造你自己的未来，不用为了他而活。他已经把自己的人生搞砸了，不能再把你的人生毁掉。’”
父亲喝了一分钟汤。
“所以我想，我能不能用木头打造一些美好的东西，”他说，“一些有用而且美的东西——我觉得从某种角度上，那样可以平衡。我不知道。我猜这是业力。但那是我母亲的说法，我不太信那个。”
我耸耸肩，但我不相信他。我觉得他真的信。全部都信。
“我还是不理解，你妈妈去世后，塞缪尔爷爷为什么要把你送去寄宿学校？”我一边说，一边凑到碗上去够筷子上的一挑面条。
“祖父的生活很难，还有瑟瑞娜要照顾。”
“瑟瑞娜说，是你在照顾她。”
父亲拨弄他的汤，再次耸了耸肩。
“如果你当时十六岁还是多大，”我继续追问，“又在照顾瑟瑞娜，祖父为什么要把你送走呢？他把你留在身边不是更说得通吗？他也少一点负担。”
“情况很复杂。”他说。
“听起来并不复杂，”我反驳道，“你像是省去了一些东西。”
“比如什么？”
我不再吃饭，斜眼看他。
“伊泽贝尔奶奶病了，之后她去世了，”我不耐烦地说，“接着塞缪尔爷爷就把你送走了，你不愿意跟我讲那件事的任何细节，从来没讲过。瑟瑞娜说，你母亲得的是卢伽雷氏症。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的意思是，我听说过它，但是……”
父亲舔舔嘴唇，叹了口气。他放下勺子和筷子，捏起餐巾纸。
“渐冻症，”他说，“是一种神经退化性疾病。它能把你身体里的每样东西都毁掉，但大脑是好的，所以你完全清醒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能感觉得到所有疼痛，看到自己的身体一点点地停转，把你活埋在一个无价值的躯壳里——你完全无法阻止它。治不好，也没有疗法。只能等身体停转到一定程度，你就死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最后不能动，”他继续说，“呼吸困难，不能吞咽。但你看得到，有感觉，能思考，你都知道。在某个时点，肺不能再清除痰液。肺里开始慢慢积满液体，你就会被溺死。”
他盯着汤。
“我母亲很怕被溺死。”
我也盯着汤，用勺子舀满清汤，举到唇边，喝下。
“我根本不敢想象妈妈会死，十六岁的孩子更不敢去想，”我说，“所以你妈妈像那样去世，真的很悲伤。”
我们两人都抬起头来。父亲头一次与我目光对视，我看到他心里的悲痛。
“离婚没有死亡那么悲惨。”他说。
他以前从来没有讲过“离”这个字。在那一刻，他用这个词让我头脑一蒙，心里又涌起一波悲伤。
“它们差不多是一样的，”我说，坚持我的观点，“离婚和死亡。”
“不，不一样。”
“都是某样东西的终结，”我说，义无反顾地推进我的论点，“你母亲丢下了你，现在妈妈又要离开你。”
“我来这里是要让爷爷卖房子的，这样我们就能有点钱用。”
“我觉得，那不是你来这里的原因。”我几乎身不由己地脱口而出。而且我讲话的声音太大，搞得经营餐厅的越南人都停下来看我们。父亲再次放下他的餐具，脸上挂上冷冷的表情。（他握着一块木头时，脸部是柔和的；他对我发火时，脸那么僵硬。）
“你来这里是为了伊泽贝尔，”我激烈地耳语，“你是来找她的。”
“是那样吗？”他不带感情地问。
“你认为她还在这里。我看到你在舞厅里等她了。两天前的晚上。”
他冷若冰霜，呆若木鸡。要不是他还眨眼，我会以为父亲被美杜莎(1)冻上了。
“我不信有鬼。”他说。
“你信，”我说，“我知道你信。你没有失去信仰，只是试图把它压下去。我很肯定。”
“你凭什么肯定？”
“因为我在过去几天里见到很多东西。太多的东西。其中一个是，我看到你母亲在舞厅里跳舞。”
他什么也没说。
“她昨晚在跳舞，”我继续说，“我发誓，她离我很近，我都能摸得到她。我看到她了，爸爸。而且我觉得你不想让爷爷签字出让房子，除非你也能看到她。”
他最多犹豫了半秒钟，然后他的手闪过桌子扇了我一巴掌。不重，但响亮而惊人。越南人的长辈把电视音量调低。他们在担心，不知道需不需要干涉。
我感觉到刺痛，但我没有打住。
“你在等她，”我说，“所以你才在这里。你在舞厅里等她。”
他移开目光，起身，走向柜台，付了账，回到餐台，扔下两美元。
“我们走。”他一边说，一边把后牙磨得咯吱响，咬肌都鼓起来了。
我看看我的汤。碗里还有更多好料。肉排、鸡胸肉和洋葱片。面条、泰国九层塔、芫荽和清汤。我不知道它用了什么奇怪的香料调味，但我愿意跳进那碗汤，游上很长时间。
我对父亲打我耳光很生气，气他看不到我见到的真相。但或许他还没准备好，或许我需要更多信息让他心服口服。我本分地站起来，跟着他出去；我们穿过停车场朝超市走去。走到人行道时，我停下来，父亲又走了两步才发现我不在他旁边。
“我需要一点钱。”我伸出手说。
他转身看我，然而他没问父母常问的那个常规问题“为什么”。他掏出钱包，递给我一张二十美元的纸币。钱碰到我的手时，我没有缩回来；手仍停在那里，想要更多。他又给了我二十。我把钱折好，放进口袋，转身要走。
“你要去哪儿？”他问。
“有点事情要处理，”我说，“我会到车那里跟你会合。”
他考虑了一下，然后耸耸肩，朝超市走去。
我去了希尔斯，找到露营区，买了一把高亮手电筒和一盏头灯——攀岩运动员和探洞者用的那种。我盯着自己的预算来买，没有选花哨的有闪光性能的或淡黄色的夜视款，那种东西是为了让人们深更半夜走出帐篷尿尿，瞳孔不至于扩大而设计的。我们在车旁会合时，父亲没有问我买了什么。我们压根就没说话。
回到大宅时，我没帮他搬杂货，也没等他道歉，我知道迟早会听到的。我径直上了舞厅，套上我的头灯，给手电筒装上电池，然后摸进了隐藏的竖井。
(1)希腊神话里的一个蛇发妖女。传说，被她凝视的人，都会变成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