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思维直觉胜过逻辑，理解胜过盲从。
——窝王纳侯爵（Luc de Clapiers, marquis de Vauvenargues）
在讨论创造性时，我想更谨慎保守一点。我的目标不是讨论美学或艺术创造的细节。我们问的是选择性的大脑理论应该如何为理解个人和群体的创造性行为提供实用的背景。“创造性”这个词本身具有丰富的含义。根据字典的解释，具有创造性是新颖、独特、富于表现力或想象力。创造是构建、制作或实现。创造者这个词有一个意义就是上帝，这在一些场合很常见。一个不那么明显的意义是创造者具有创造的自由，将创造性的各个方面同自由意志问题联系到了一起。
我说了，我将不涉及这些问题，也许有人会问那我为什么要谈创造性问题。那是因为我相信可以通过这个例子来理解，大脑通过选择性机制的运作产生出的大量区分所组成的意识，能为创造性意识提供基础。我希望在追溯这个问题时能详尽彻底。神经达尔文主义原则不是对我们在一切领域的创造能力的近似或终极解释，但是它们能对意识和非意识大脑活动如何产生新思想、艺术、音乐作品和文学创作的问题带来启发。在这些作品和创作中我们揭示出一种习得之性。如果说我们对世界的科学描述关注的是本性，我们的创造性反映的就是我们的大脑产生习得之性的能力。
这是因为大脑模式的复杂性能够选择性地匹配来自自然本身的复杂性。我曾说过，如果神经达尔文主义的假说是正确的，那么所有感知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创造行为，所有记忆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想象行为。此外，记住成熟大脑主要同自己交互。梦、想象、幻想和各种意向状态都反映了意识过程背后的大脑事件巨大的重组和整合力量。
无需触及自由意志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意识的神经达尔文主义及其扩展理论提供了这些组合行为的基础。首先，一个选择性的系统必须依赖于多样性的产生。产生的模式总体上必须包含极为大量的变化。免疫系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每个个体都可能具有产生各种抗体的能力，但如果成百上千的变体仅仅只是产生出来，系统还是无法识别病毒和细菌表达的各种外来抗原。事实上，抗体变种——每种对应一种淋巴球——的数量超出1000亿种。然而，超过了某个上限，产生更大数量级的抗体就会导致收益递减。足够多的抗体种类还会表现出组分的冗余——某种抗原能被不止一种结构不同的抗体识别出来。这种系统不是根据其最终必须识别的对象的信息建构的。相反，它通过选择性变体的差异放大对它们进行响应。
类似的观念也可以应用到作为选择系统的大脑，神经通路和动力学一般来说并不预先描述大脑将要通过感知分类识别的信息。当然，即便是大脑，也存在由进化决定的价值系统和某个物种特定的反射特征。这些在响应外部和内部信号时对选择事件进行约束，但是并不完全决定它们。大脑响应时的运作类似于福斯特（E.M.Forster）曾说过的话，“除非我懂我所说的，否则我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呢？”[2]
这些与创造性有什么关系呢？在形成丰富的技能时，如果没有提供被识别对象的信息，在建构系统时就只会涌现出不多的特定识别。因此，如果没有指导，又需要识别大量不同的状态，那么付出的代价就是损失一些特异性。如果需要响应大范围的信号，这个损失——比如语言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事实上，我们知道动物生存的小生境中有大量个体必须适应的信号。个体和物种想要生存，就必须在特异性和广度之间进行妥协。
与之类似，大脑或免疫系统除了识别的广度，还必须存在其他机制，以便开始最初的选择阶段。最初选择的识别要素在差别放大之后必须精细化。在免疫系统中是通过对已经选择的细胞进行变异和复选，从而产生出对外来抗原具有更高结合能的抗体。当然，对于大脑，提高特异性的方式完全不同。
大脑依赖于一系列机制提高响应的特异性。一种涉及经验选择，通过价值系统的活动约束突触强度的变化。从最初的试探响应到后来的条件响应的学习变化特异性和广度之间的对比明显涌现出来。另一种特异性源自注意机制，它限定神经响应的特定模式，同时忽略其他模式。
丘脑皮质响应模式的数量庞大，无法估量。上面提到的机制可以与（比如记电话号码的）短期工作记忆或对过去生命事件的长程记忆结合起来，通过大脑功能的交互产生响应。
关键是选择系统允许思维和想象甚至还有逻辑和数学计算的大量组合自由度。思维的序列可以是表象的，就像视觉图像的序列，或是推理性的，就像基于语言的思维，在其中不必涉及想象。从这点考虑，思维就反映了运动感知大脑通路的活动，其中肌肉运动很重要但并不形成动作[3]。虽然思维的序列涉及皮质运动区域的活动，运动皮质本身却并不随之发送信号给脊髓运动神经元或肌肉。
我说过，我认为存在两种主要的思维模式——模式识别和逻辑。我也提到过，考虑到所面对的新奇事物的广泛多样，首要的模式就是模式识别。这主要表现在格式塔响应、词汇排序和各种分类行为中[4]。它非常强大，但是因为需要广度，它损失了一些特异性。在一些情形中，可以用逻辑来消除模糊性。显然，借助受控的科学观察可以有效提高特异性和一般性。这个从广度到特异性的变化，可以被认为反映了基于脑的认识论和传统认识论之间的生成关系。
现在我们可以将创造性问题视为选择性神经系统的产物。作为具有高级意识的人类，核心状态的重组有巨大的自由度。不管是什么领域，创造性都必须首先允许大范围的可辨别感质。这个约束通过经验和惯例促使产生各种“内部试验”，牵涉到有序和无序、紧张和放松以及大脑核心和非意识部分的互动。当然，从文化中得到的经验也会进一步约束所产生的输出。这些经验决定对模式的选择和响应，改变对经验流的期望并推动对其的抽象。
许多创造性响应依赖于大脑行为的建构性本性。这甚至可以在病感失认症（anosognosia）等神经心理学疾病中出现的对现实的否认中看到，下一章我们将对此进行讨论。与计算机不能容忍程序有错误不一样，大脑要以适应的方式处理新奇事物，因此即使在正常大脑中也必须容许错误的可能。毫不奇怪西方科学的最初起源依赖于科学本身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否的特定规范和信念，即便其已成功成为真理的主要来源。